梁文道:狂人的理智(狂人之二)

【苹果日报】「疯狂杰克」被俘的那一天,他原本率领了一支合共四十人的突击队打他擅长的登岸上坡战,惯常地在冲锋时刻齐声高喊「Commando!」,意在扰敌视听。可是这天没有浓雾,天朗气清,德军根本不受影响,于是一行人伤的伤,死的死。到得山顶,他发现身边只剩四人,其中两人还要重伤。终于弹尽,眼看大势已去,他便抬出了随身携带的苏格兰风笛,不知是否要悼念队友和将逝的自己,他吹奏了一首「Will ye no come back again」。一颗手榴弹爆炸,杰克终于晕倒。

他这种喜欢在弹如雨下的战场上吹奏风笛的习惯,常被后人歌颂为无敌的英勇,很容易让人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另一个有名的风笛手Bill Millin(又称Piper Bill)。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人的存在,当然也和其他人一样,是看了老电影《碧血长天》(The Longest Day)。片子里头的他在诺曼地战线上不畏枪火,异常勇敢,人家拿武器自卫,他就抱着风笛奏乐,远处被困待援的英军一听这熟悉的乐声莫不士气高振,同样被困的美国大兵则摇头大叹其疯狂。后来我才晓得这不是剧情需要的创造,而是真人真事。原来真实的Bill Millin是受了长官命令,一开始他也觉得不妥,因为英军指挥部当时早已下令不可在战事中玩奏乐器,哪怕是用来打气也不行。不过他的上司就说:「去他的,那是他们英格兰人的事,我们是苏格兰好汉,打仗怎能没有风笛?」于是Piper Bill就一心奏乐,几乎进入忘我境界。

问题是为什么当天Bill Millin多个同袍中枪,偏偏就他一个人安然无恙呢?后来负责开火狙击他们这个连队的德国士兵接受访问,答道:「因为我们以为他是个疯子」。

以为他是个疯子,我想这就是「疯狂杰克」一直死不掉的原因之一。想想看,在二十世纪的战争里头,有这么一人手持中古阔剑冲锋,背后一把长弓,要不就一边吹着风笛一边稳稳地踏步前行,你看了会不会也觉得他是个疯子呢?战争本来就是毫无意义的疯狂,但是作战中的人却是非常理智,要在瞬间计算一切能够影响下一刻形势的条件,即便单兵开枪,也得极端精准地瞄正目标,容不下一丝意外冲动。在最疯狂的事情里头做一个理性到冰冷的人,这就是战争的荒谬原则。所以一遇上像「疯狂杰克」和Bill Millin这样的人物,原来那工具般运算的理性就会反应不过来,有点像棋手碰到了不按牌理的棋步,一时陷入停顿当机的状态。然后该按下去的按钮没按,该杀的人不杀,这是被蒙上理性面纱的战争之荒诞被揭穿的一刹那,因为一个本来被调校成逢敌便杀的战争机器忽然问了自己一个只有正常人才会问的问题:「我应该杀这个人吗」?而那个能使得他短暂恢复常性的人,却是个在战争当中最超乎常理的狂人。

战争的可怕,在于它总是被包装得那么有意义有道理,而军队又是一具那么合乎理性的机械,里头没有人会问为什么,只会问怎么做。好比近日我在北京地铁看到的一段征兵广告,那配合短片的歌曲气势奔腾,其中一句尤其刺耳,它热烈地呼唤「杀!杀!杀!」原来当兵的重点始终离不开杀,可是要杀谁呢?为什么要杀?杀人道德吗?这恐怕是军队里头最不该问的问题,也是征兵者和一心想要去参军的人最不愿问的问题。然而,你的对面却来了一个完全不像是该在战场上出现的人,他太不合乎你的预期你的惯性,于是你猜他可能是个疯子,你犹豫不决,居然想起他们不愿你去想的事,所以他就活下去了。那个活下去的狂人奇诡地拆穿了战争的本来面目,让人一下子在疯狂中因遭遇疯狂,而发现了实质的、有目的、有意义的理性之存在。

「疯狂杰克」活下来了,因为他姓「邱吉尔」,捉到他的德军以为他和那个邱吉尔有关系,便把他送到柏林。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个会在运送他的飞机上偷偷点火,打算人机俱焚的家伙,实在不是英国首相的什么人,接着便把他运到著名的「萨克森豪集中营」(Sachsen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 )。他就是有本事,居然逃了出去,往北海方向前进,打算弄艘船回英国。就在离海岸只有几里路的地方,他再次被捕,这回去了奥地利接壤德国边境的另一个战俘营。不久,他再度越狱,趁着停电摸黑爬到附近田野,然后一路向南,跨越阿尔卑斯山,走了八天一百五十英里的路,抵达意大利。在那里他碰到一列路过的美军,尽管衣衫褴褛,可他一记标准的英式军礼立刻就截下了车队。获救的「疯狂杰克」不是很高兴,因为他听说欧洲战事快要结束,自己居然错过了那么多。想了一会儿,他又振奋起来,对着那些美国大兵问:「However, there are still the Nips, aren’t there?」(「Nips」是英军流行的日本人贬称,和美军口中的「Jap 」是一个意思)。等到他真的如愿以偿,去到缅甸,预备在那里大干一场,却发现两颗原子弹已经摧毁了广岛和长崎,便愤愤不平地说:「If it hadn’t been for those damned Yanks, we could have kept the war going for another10 years.」

他真是那么嗜血,还是就像唐吉诃德,总是幻想着更多的冒险?无论如何,他没有仗可打了,只好在其他地方表演自己的冒险家角色。例如以四十岁的年龄通过伞兵考试。又如他在澳洲训练士兵海空作战的技巧,同时在当地迷上冲浪,回到英国之后不只设计了自己的冲浪板,还成为在塞文河(River Severn)第一个趁着那有名大潮冲浪的人。等他转任文职,狂性依然不减,每每在乘火车回家的路上打开车窗,把公事包丢到外头的夜色之中,吓傻其他乘客,后来他解释,他是提前把东西扔到家里的后院,那就不必下了车还要拎着包那么麻烦。晚年,他和他的妻子喜欢开一艘小蒸汽船行驶在泰晤士河流经牛津的那一段,他夫人扮演将军发号施令,他就控制自制的无线电军舰模型巡航。

他一生最后一次冒着生命危险干事,是在英国快要撤出巴勒斯坦托管地的时候。当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彼此仇杀,冲突剧烈,他负责维安。有一次他奉命到希伯来大学救出被困的人,一共救了七百人出来,目击者说他站在吉普车上,无视四处伏兵,举起手杖对天打圈,「仿佛是在伦敦街头胜利游行」。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有一天,他一个人走过交火地带,衣装整齐,安步当车,对着拿枪指着他的阿拉伯士兵一路微笑。他后来跟人家解释:「阿拉伯人很有幽默感,你对他们笑,他们又怎么会开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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