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当爱国撞上现实(一个普通人的常识之二)

【苹果日报】大家也许会在日本电影里面见过类似的场面:一个乡村少年应召从军,出征那天,他穿着卡其布制服立正站好,抬头挺胸地对着送别亲友大声宣布:「我定会堂堂为国尽忠」。然后他的家人、乡亲,和邻居则会鼓掌叫好,一副兴高采烈的模样,很多人还会挥舞一面小小的「日之丸」国旗,替打气壮行。这些参军青年,在我们的印象之中,总是规规矩矩,严守军纪,无论何时都不忘「皇军」威仪。而养成这种年轻人的土地,是一个陷入狂热情绪的社会,人人爱国爱到头脑发昏;好消息从前线传来的时候,张灯结彩,鞭炮四响;坏消息开始浮现,他们就一脸肃穆,似乎真的做好了「玉碎」的准备。这就是战时日本社会的典型图像之一,将爱国、爱天皇,以及战争这三者毫无困难地等同了起来,并且把这三位一体当成个人生命意义的寄托。如果你不赞成战争,那就是不效忠天皇;如果你不效忠天皇,那就是不爱国;如果你不爱国,那你就什么都不是了。

我还读过一些研究,指出当时日本最爱国最忠诚同时也是对战争最狂热的,竟是一批低下阶层的年轻人。一来,战前日本贫富差距极大,这些条件不利的青年苦无出路,眼前即是尽头,也许会渴盼军需经济带来的一时荣景可以惠及己身。二来,他们全是「日之丸」旗下的蛋,自幼在校天天诵读充满着皇国思想的「教育敕语」,洗脑洗得彻底。第三,也是最有意思的一点,他们的人生实在没有更大更完满的意义了,而战争,不只能令他们投入到一个非常壮阔的戏剧叙事当中,使自己的缺憾得以补足;还能让他们和那些好家庭出生的孩子变得更加「平等」,因为到了最后要是战死,不管背景贫富,所有士兵的亡灵都会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当中,正是生殊途死同归。

然而,小熊英二这本《活着回来的男人》却纠正了我长存的偏见,让我看到一幅截然不同的战时日本底层画像。他这本书不只是他父亲小熊谦二的口述史那么简单,更是一部以个人为经,大量政治、社会及经济背景析介为纬的历史社会学佳构。于是读者能在其中发现其时日本社会那被遗忘甚至被压抑的角落。

就说应命参军的那种仪式吧,原来小熊谦二(即小熊英二之父)入伍的那天,「根本没人关心,场面没有丝毫雄壮的气氛,连挂在身上欢送入伍者的布条都没有」。「那种事情,在中日战争的时候还办过,到了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就消失了。为了找寻粮食就得花上许多时间与劳力,大家已经没有那种余力,加上召集会也过多。先不说年轻现役士兵的送行场合,已经有相当经验的年长军人被召集时,即便举行盛大的欢送活动,本人与家人都不会开心。送行时如果哭泣,就会被骂是『非国民』,但即便不哭,也不代表人们是开心地送家人上战场。周遭的人们都了解这种状况,所以也不再办什么送行会了」。

自己的丈夫、儿子,又或者是孙子上战场,这无论如何都不该是件开心的事,在生离也许就是死别的这种情况底下,哭泣流泪自然不过;不过,绝对而神圣的爱国可容不下自然,它甚至不承认自然不接受现实。比如谦二一位早逝的室友,为了征兵体检回到老家,结果验出当年绝症肺结核,征兵军官看到报告之后破口大骂,斥责那个离死不远的青年「因为你是不忠者(所以才患上结核病)」。一九四零年开始,日本政府又规定国民在经过东京皇居的时候必须「宫城遥拜」。已经从乡下来到东京谋生的谦二,有一趟搭电车经过皇居,听到车掌高叫「现在通过宫城前」,便跟着全车乘客一起弯腰朝着窗外的天皇居所鞠躬,但他注意到背对宫城那排电车吊环下的乘客挤得实在转不过身,于是「只好以屁股朝着宫城行礼」。他说:「这种形式上的东西,大家都没当一回事,逐渐地就自然消失了」。

爱国主义有时确是一种形式,套在纷杂混乱的现实和自然之上,它或者会对后者提出一些远离常识,玄而又玄的解释(比方说一个人在当兵前被验出肺结核是因为他不忠);又或者干脆遮蔽大家耳目,让国民用灌进脑子里的兴奋剂去代替他们用感官接触到的世界(比方说监控审查新闻媒体,拿掉一切不利的新闻,换上些振奋人心的故事)。问题是当你活在那样的时代,面对着由于战争而日渐残破的生活,苦苦挣扎;可是一切本来可以用作解释这种生活这个世界的思想和世界观都被抽掉夺去,只余一套爱国就是至高美德的意识型态的时候,你还可以这么办呢?明明一个人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养家活口,怎么样在物资短缺的情形下经营生计;但国家却告诉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为国牺牲,谋求一个非常远大崇高但也因此永远看不清的目标。你失去了凭自己的眼睛去了解时势的能力,疲倦得动不了大脑,那形式至上的爱国主义则是唯一剩给大家的思想工具。这时你不会去反省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究竟对不对;你也不会去反抗那要你笑着送亲人去死的主义,拒绝它的聒噪。

你只能麻木冷漠,劳形于生活压力与包围着你的宣传口号之间。自从日军侵华,每有重要胜仗,日本各地邻组町会都要举办提灯游行。但是仗打得越久,人们的反应就越是冷淡;而且愈是底层,人们就愈是无感。终于到了美军攻克塞班岛,「从宣告『玉碎』的广播员阴郁的声音中,可以察觉到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态……日本战败这件事,从理论上已经可以隐约地推测出来」。不过谦二周边的人当时都没有这么推测,因为大家都太累了,「已经没有能力思考这样的状况了」。

小熊谦二果然如他所言,是「底层的底层」,他的母亲在他七岁那年离世,他的父亲干的是随着时局而起伏的买卖,他有五个兄弟姐妹,其中一个早夭,另外两个活不过二十,他自己中学上到一半就要提早毕业,小时候家里头一个月未必吃得上一次肉,年纪稍长则开始工作分担家累,一路走来都是奔走挨苦。战争末期,终于轮到他这个身体本应过不了检查的小子入伍。可是他没有被日本军国主义的「圣三一」劫持,没有把希望寄在「圣战」之上,因为他是一个离自然和现实更加贴近的人。就和他所见过的其他底层一样,他的关切在于今天晚上有没有东西吃,而不是国祚是否恒久。他被剥夺了思考的能力;但就算有,那也没多大用处,他只能被严酷的国家机器推来推去。真正使得他与别不同的,是他一直没有忘却现实生活的本相,即便战后。于是他能养出基于现实的常识, 至少知道一个人前赴战场告别家人,并非一件值得欢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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