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爱是黑暗的入口(灾难的最小单位之一)

【苹果日报20160515】在早已成为历史名词以及政治概念的巨大浩劫当中,一个人所承受过的一切,其重几何?如今看来,轻如鸿毛。比方说近代中国史上那数不完的苦难,似乎只要加上「民族」二字,变成「民族苦难」之后,它就能够被人顺理成章地推导出一个「辉煌」的终局。于是苦难便有了正面的价值,是今日辉煌的前奏,甚至是还为了达到当下「盛世」在逻辑上的必经之道。难怪现在有那么多人要重估历史浩劫的价值,试图找出它的好处,说明它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浩劫,反而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关键环节。至于那些大家都略有所知的个体的经历和故事,就算不是活该受刑的人的狡猾自辩,也都只不过是民族为了迈向光明未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罢了,重提的意义不大。

相比起中国人这种非常理性、务实、正能量的态度,犹太人对于大屠杀的记忆未免就显得太过执着了。他们念念不忘地把它写成书,一本接一本地写;拍成电影,一部接着一部地拍,直到全世界都把「浩劫」(希伯来文的『Shoah』)当成词义特定的专有名词,在「屠杀」和「纳粹大屠杀」之间画上了等号,他们仍然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去提醒自己和世界,做为个体,那几百万人里头的每一个人究竟经历了什么。

这样的故事之所以必要,就在于集体化之后的记忆总是会被我们简化为一个名词和概念,一堆数字,一些黑白分明的印象。难道不是吗?一说「屠杀」,我们想到的就是生和死,杀与被杀,于是苦难就只是死者的事,而幸存者则归属在幸运的活人那一边。反正活下来了,逃过一场大难,又还有什么好再说的呢?

以色列作家奥兹(Amos Oz)的半自传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是一个活人也有些关于死亡的事要说的典范,它是一个个体对于「浩劫」的补充,作用是让我们了解屠杀远远不只是个一般概念那么单纯。

在他写给中文读者的序言里头,有这么一段话:

「我父亲可以读十六种语言,讲十一种语言,我母亲讲四到五种语言,但他们非常严格,只教我希伯来语。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们不想让我懂任何欧洲语言,也许他们害怕,即使我只懂一门欧洲语言,一旦长大成人,欧洲致命的吸引力就会诱惑我,使我如中花衣魔笛手的魔法前往欧洲,在那里遭欧洲人杀害」。

他还记得,有一次他的母亲大意,不小心用了希伯来语和他的父亲提起俄罗斯文学,甚至引述杜斯妥也夫斯基。他的父亲忍不住发火,斥责她道:「你在做什么?难道你没看见孩子就在这里吗」?并非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句子儿童不宜,而是因为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文学就是「欧洲的诱惑」,未成熟的犹太小孩不能轻易暴露在这致命的诱惑之前。

「我父母和我全部家人都是欧洲人,他们是热诚的亲欧人士,可以使用多种语言,倡导欧洲文化和遗产,推崇欧洲风光、欧洲艺术、文学和音乐」。诚然,像奥兹这一辈的以色列人,以及他父母那一代的知识份子,在成为以色列人之前,其实全部都是欧洲人。就和斯宾诺沙、马克思、佛洛伊德、马勒、夏加尔、曼雷,以至于爱因斯坦他们一样,他们不是向慕欧洲文化的异邦人,而是欧洲文化的缔造者,缔造了我们今天知道的欧洲。他们在欧洲住了一、两千年,历代祖先的坟墓也全在欧洲。但是这个养育他们,令他们自豪,同时也因为他们而添上几许荣光的家,到了最后却变成一具巨大的捕鼠陷阱;越是爱它,你就越危险。

奥兹的伯伯大卫没有跟随家人出走,留在了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纳,「作为比较文学教授,欧洲文学对他来说是一个精神家园。他未曾意识到,为什么应该离开自己的居住国移居到西亚,一个奇异生疏之地,以便让愚昧的反犹主义和心胸狭隘的民族主义暴徒心火怒放。因此他坚守岗位,挥动进步、文化、艺术和未开拓领域的精神旗帜,……大卫伯伯把自己当作时代的产物,一位卓尔不群、自如运用多种文化多种语言,富于启迪的欧洲人,一位明白无误的现代人。他蔑视偏见和民族仇恨,他决意永不向缺乏文化素养的民族主义者、沙文主义者、蛊惑民心的政客和愚昧无知的偏见所左右的反犹主义者屈服」。

那愚昧的仇恨其来有自,并非希特勒的崛起造就了它,而是它造就了希特勒的崛起。例如波兰,在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了最多犹太人的土地上,奥兹的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从小就得学懂和其他欧洲人打交道:「千百万遍向每个犹太孩子脑海里灌输,对他们要行为规范,彬彬有礼,即使他们举止粗鲁、醉醺醺的,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要冒犯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和非犹太人争论,喋喋不休,不能惹他们发火,不能高昂着头,和他们讲话时语气要轻,面带微笑,这样他们就不会嫌我们乱了,总是要用准确典雅的波兰语和他们讲话,这样他们就不会说我们污损了他们的语言,但是千万别把波兰语讲得太艰深,这样他们就不会觉得我们怀有提高地位的野心,……」。

即便活得如此羞辱,但大部份犹太人直到最后也还是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有离开的必要。就算他们不是大卫伯伯那种高级知识份子,下定决心要以欧洲的启蒙精神去对抗那启蒙所生下来的怪物,做伟大欧洲传统的真正守门人,至少他们晓得这是他们的家,他们熟悉这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比方说罗夫诺城外的索森基森林,「人们在天气晴好的日子喜欢到那座森林旅行,玩捉迷藏,围坐在篝火旁边唱歌,在星光闪闪的夜空下,在小溪两旁,躺在睡袋里睡觉──在那里,就在粗大的树枝、飞鸟、蘑菇、茶藨子和草莓中间」。于是1943年,就在这片森林里面,「德国人在一个个大坑边上射击屠杀,两天内大概有两万五千人丧生。我妈妈的所有同学几乎都消失了。」

奥兹生在耶路撒冷,尽管他的欧洲人父母小心翼翼地试着切断他和欧洲的连系,但家中某些角落总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欧洲的阴影,比方说一封来自维尔纳的信,信里头说到了大卫伯伯的儿子,奥兹从来没有见过的堂哥:「1939年2月10日:第一个夜晚,丹尼爱拉从晚上九点睡到早上六点。他夜里睡觉没有问题。白天,他睁着眼睛躺在那里,胳膊和腿的姿势不变。他有时候会叫……」。

因此,欧洲人的后裔奥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懂得了欧洲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是个很干净很纯洁的地方,因为他几乎整个家族的消亡。又由于欧洲纯净了,便有了现在的以色列和奥兹。欧洲就像是圣经里头的亚伯拉罕,全心全意地准备祭献自己的儿子,只不过这一回没有天使下来制止。所谓「大屠杀」,无非就是一个个儿子的死亡总合,例如丹尼爱拉,奥兹的堂哥:「小丹尼爱拉.克劳斯纳不会活到三岁。很快他们就会来把他杀死,以免欧洲遭到他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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