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自传的局限(灾难的最小单位之二)

【苹果日报20160522】一个人的自传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浩劫当中最小单位的苦难,撕开那被无穷概括及论述打磨得光滑平顺的历史名词,从内里翻搅出不同的曲面,以及复杂的皱褶。但是同样一本自传,它或许感人肺腑,令人同情传主的经历,能让读者了悟他今日所思所行的由来;是否就自动地可以成为这个作者的政治立场辩护书呢?换个方式讲,如果有人问你现在为什么要在政治上支持这个,反对那个;你能不能只是给出一份自白,描述自己的人生历程,说明自己的感受?这种自述就算再有诚意,它可以代替得了一套充份的理据吗?假设你的国家出了很多问题,政府干了不少惹人非议的事情,这时若是有人问起你对这些事情的立场,他们期待的应该是一个明确的答案,清晰的是非选择,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个选择的解释。这种选择是个政治甚至道德的判断,这种解释也应该是套能够支持如许判断的理性论证。然而,你却给出了一番诚恳私密的告白,由头细说你爱上这个国家,认同这个国家的故事。这能算数吗?

阿摩司.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告白。它说出了一个犹太小孩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感受,令人多少明白了以色列对于大屠杀幸存者的意义。身为读者的我们都能随着奥兹细致而充满想像力的笔触,逐步理解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遭遇和心态;那确实是段让人心痛的经历呀。难怪奥兹要把这本书的阿拉伯文版寄给身在狱中的巴高提(Marwan Barghouti,巴勒斯坦武装组织Tanzim的头目),并且在书的扉页上留下这样一句话:「这个故事是我们的故事,我希望你能读它,并且就像我们理解你们一样地理解我们。我希望有天能在外面和平地见到你。你的阿摩司.奥兹」。

我们理解了。但,这本书是个好答案吗?那就得看问题是什么了。假如人家问的是:「你们犹太人为什么需要一个国家?」可能《爱与黑暗的故事》还是个不错的回答,因为它非常仔细地描写了一群欧洲犹太人如何被欧洲排除出去的经过。人家都已经在墙上写得很清楚了,「犹太人滚回巴勒斯坦去!」,而且还以行动证明了你们不滚的后果;你还能不走吗?还能不找一块足以安身立命,此后再也不受排斥不虞生命安全的国土?不过,问题若是「你们犹太人凭什么来到巴勒斯坦建立你们的国家?」,甚至「以色列凭什么赶走此地的原居民,又凭什么把还留在此地的巴勒斯坦人当成二等公民?」。《爱与黑暗的故事》或者就不算是个站得住脚的答案了,因为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他所受过的苦难并不能够构成他去伤害其他人的理由。套句当前反以(以色列)潮流中的老话,「大屠杀不是你们压迫巴勒斯坦人的借口」。

然而,奥兹书写《爱与黑暗的故事》的目的真是为了回答这类问题吗?有没有人向他抛出过这些问题?莫非有人会预期这本书应该是那一连串政治是非题的答卷?看来是的。因为奥兹于在世希伯来语作家当中最具国际声望,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长年热门;他又是个公共知识份子,时时针对时局发言,参与不少社会运动。这种人,大家总是要求他该「站在鸡蛋那一边」,而非与高墙为伍。既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是强弱悬殊的高墙与鸡蛋的关系,奥兹的立场就不用他自己去选,因为大家早已为他安派好了,等他埋位而已。又既然《爱与黑暗的故事》是本偏向非虚构的自传,是他最有代表性的名著,所以大家即便还没开始读它,便能理直气壮地替他决定这是他要表态的时候了。

我们也许应该先稍稍回顾一下他的「立场」问题。在越来越向右翼倾斜的以色列政治光谱里头,奥兹大概算是左派。他寄书给巴高提的举动,就惹来很多保守派政客的批判,说那是向「恐怖份子示好」。他主张以色列应该与比较温和的巴勒斯坦「法塔赫」(Fatah)好好坐下来谈谈,落实巴勒斯坦建国。他反对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以后的边界之外肆意扩张「殖民区」,不满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可悲处境。所以很多欧美「进步知识份子」喜欢奥兹,认为他是个有良知肯自省的以色列人。

但是另一方面,奥兹却又支持2006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认为那是针对「真主党」的自卫战争,虽然这场仗伤了不少平民性命。他赞成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因为「哈马斯」是个狂热的恐怖组织。至于恶名昭彰的隔离墙,那堵中断了巴勒斯坦人正常生活,名副其实的高墙,他也觉得可以接受。理由就和一些自命左倾的以色列人一样,「它起码减少了恐怖份子渗透过来发动袭击的机会」。于是比奥兹更左的左派,以及犹太人中的反复国主义者,都认为他是个虚伪的左派,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言人。

由此可见,奥兹是个右派嫌他太左,左派嫌他太右,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都有恨他的人物,两面不讨好。真要定位的话,那就是最讨人厌的温和派。麻烦的是,他还时常挪动立场。就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好了,他一开始还在为它撑腰,坚持自卫有理,可后来却转了个一百八十度,谴责以色列军队的扩大行动。

《爱与黑暗的故事》故此活该受到批判。是书一面世,许多人就把这份自传当成政治论述,试图在里面找到攻击奥兹的证据。比如说勇不可挡的以色列左翼作家拉奥(Yitzhak Laor),在一篇尖刻犀利的长篇书评里头,他替奥兹算了一笔账:「它怎么可能是『整个民族的旅程』(某篇法文版书介里的话)呢?整本书没有一个非『阿胥肯那吉犹太人』角色(Ashkenazi Jews,主要分布在东欧的犹太人),而我们的国家却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口不是阿胥肯那吉人」。当然,这本书更大的问题是没有几个阿拉伯人;鲜少谈及犹太复国主义者当年如何以杀伐恐吓巴勒斯坦人,逼得他们大批逃亡……,诸如此类的「盲点」,自不在话下。

要在一部自传里头挑出作者没有提到的东西不难,毕竟没有人是全知的,正如一个富二代的自传不写劏房生涯的困窘,我们不会怪他对这个社会问题视而不见。难的是该怎么去断定一个自传作者不谈某些人和事的缘由,那是刻意隐瞒,还是视野局限?为什么我们总是习惯把一些作者的自传当成「民族史诗」,以他一人私己的经验代表一整个国族和社群的历史,然后再以看待一部宏大史述的标准去评价它的良劣?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