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现实〉 (灾难的最小单位之五.完)

【苹果日报20160612】1991年「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的枪声刚刚打响,伊拉克就先发制人地采用飞毛腿导弹攻击以色列,目的是要把这场战争的性质变成穆斯林世界与以色列及其盟友的另一场决斗,好逼退参与美国联军的阿拉伯国家。在第一轮导弹开始落向耶路撒冷头上的那个晚上,萨利.鲁赛贝的房东急急敲门把他叫了出来,要告诉他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消息。这位纯朴的阿拉伯人张大了眼睛,兴奋地宣称,他刚刚看见一枚导弹像闪电似地划亮黑夜,然后忽然停在了半空。鲁赛贝完全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用不着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哈佛的学位,单凭常识就知道这简直是鬼扯,一枚导弹怎么可能突然停在半空不动呢?可是他的房东坚持,他说:「真的,就在圆顶清真寺上头,火箭停在那里,然后垂下来向清真寺鞠躬致敬,跟着才再飞到西面那边去炸犹太人。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这是《曾经有一个国家》里面最叫我难忘的一个片段之一,一个单纯的阿拉伯人居然真的看见一枚导弹在对付那些万恶的犹太人之前,先在空中逗留,好向先知登宵的圣地敬礼。鲁赛贝当然晓得这番话的荒谬,但他毫不怀疑房东的诚信。

人总是会带着一大套既成的观念和信条来观察现实。当我们越是坚持自己的信念,越是肯定自己原有的想法,我们就会奇迹地发现自己所看到的现实世界还真是和我们所想的一样,于是这个「现实」又反过来「证明」了我们的正确。这就好比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同情他们的欧洲人当初在地图上俯瞰巴勒斯坦地区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荒漠,于是振作起拓荒的志气,以为那是一块等着他们前去建立新国家的空地。如果有人比较冷静,扫兴地向他们指出那片所谓的空地上头其实住了许多巴勒斯坦人的话,他们大概就会说一番类似阿摩司.奥兹在《爱与黑暗的故事》里所引述的道理。「我们知道村子里有穷困的阿拉伯人,但是我们在教室墙上的大地图上看到没有多少阿拉伯人。……我们肯定能够……让他们相信我们回到那片土地只表示给他们带来繁荣,……我们的梦想是美好的」。

这批人不只如此劝说奥兹母亲那一代当时还留在欧洲的犹太青年,还向早已在「空地」上头定居了一千多年的阿拉伯人做出同样的保证。后来,第一任以色列总统魏兹曼便曾宣布,一切阿拉伯人的土地和财产都不会受到侵犯,犹太人将要建立的国家是和平的。不过,一旦「建国战争」爆发,他却欢欣鼓舞地鼓励同志们要把所有巴勒斯坦人从他们住的村子里头清走,让他们再也别想回来。

今天我们看到「ISIS」意图建立一个奠基于被扭曲了的伊斯兰信仰的泛阿拉伯国家,实在很难想像一百年前最早想要创建「大阿拉伯」国的,其实是一批西化的中东基督徒。当时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国家不单幅员广大,而且实行宪政民主,最后将为整片区域带来现代富强的新面貌。鲁赛贝的父亲不是基督徒,但他这一代知识人到底继承了上一代的志向,力图在不得不分别独立的每一个阿拉伯国家当中建设合格的议会,独立的司法,自由的言论,开放的文化,平等的种族……

鲁赛贝是巴勒斯坦人,奥兹是以色列人,这两个人的一辈子就是两段美好宏愿如何逐步堕落变形成狭隘狂想的悲剧故事。他俩都见证了民族与宗教的偏执怎样催生出可怕的意识型态传染病,患病的双方又如何固执地锁定对手,把除病的关键系在对方的消灭之上;更可怕的是,双方还都以为自己是对的,所以自己的一切仇恨皆有正义的说词背书。

鲁赛贝曾经试过穿越那道偏执的墙,想要知道那些身为仇敌的邻居究竟是怎么想的。从牛津毕业之后,他不仅开始学习希伯来语,并且还申请加入到一个「基布兹」(Kibbutz)去工作。要知道「基布兹」可说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拓殖团,充满军事化气息,乃以色列开疆扩土的急先锋。年轻的鲁赛贝很喜欢这段日子,他感激那个「基布兹」接纳像他这样子的巴勒斯坦人,向他展示典型「基布兹」的公社风气,它背后是伟大的人道精神和进步的社会主义理念,追求公平与博爱。他非常感动,所以也就非常地困惑:为什么这些充满理想和人道关怀的战士要以他的同胞为假想敌?为什么巴勒斯坦人不在他们博爱的对象之内?难道他们看不到巴勒斯坦人也算是人类成员之一?

奥兹也曾经在一个「基布兹」里住过,年轻时,他曾幼稚地问过一个老战士有没有在「独立战争」当中杀过「凶手」,结果他得到一番教训:「凶手?可你又能期待他能怎么样呢?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天外来客,在他们的领土上着陆,并擅自进入他们的领土,……他们应该敲锣打鼓来迎接我们?应该把整个土地的门户拱手让给我们」?奥兹的回应很典型:「那你在这里拿枪又为什么?干吗不移民出去?或者拿着你的枪到他们那边去打仗」?「他们那边?他们那边并不要我,在这个世界上哪儿都不要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来到这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拿着一杆枪,……你不会看到我用『凶手』一词去形容失去村庄的阿拉伯人。……我们打赢了,从他们手中夺来了土地。没什么值得炫耀的!……要是我们有朝一日从他们手里夺得更多,既然我们已经拥有,那就是极大的犯罪」。

这段话基本上可以用来总结奥兹后来的政治立场,他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不是为了什么神圣的民族使命,古老的历史传统,就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被人从欧洲赶出来了,无处可去,就是这么简单,这么现实,「没什么值得夸耀的」。所以他也反对还在不断扩张的犹太殖民区,主张以色列退回到「六日战争」之前的边界。这种立场对右派的以色列人而言很讨厌,无异于向敌人投降,软弱得可耻;但在巴勒斯坦的极端派来看却又软得不够,因为他们觉得犹太人还是应该滚回欧洲和其他地方去。

鲁赛贝的政治立场一样麻烦,因为他反对巴勒斯坦人发动的恐怖袭击,因为他认为这就和以军的枪弹一样,只会招致冤冤相报的局面。他厌恶「哈马斯」,认为他们那激进的立场与勇武而无用的行动恰恰是以色列右翼需要的弹药,正好给了对方加大打压巴勒斯坦人力度的理据,同时还佐证了外间那「巴勒斯坦人都是恐怖份子」的印象。更加惹人烦恼的是他和已故的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一致,违逆主流的「两国论」(也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自成立主权独立的两个国家),主张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应该共建一个不以宗教和民族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国度。这不纯是理想和价值观的缘故(他害怕把根扎在身份认同上的政治),更是出自对现实的认识(目前的社会和经济局面已不容许巴勒斯坦人甩开以色列,而犹太人也不可能活在完全没有巴勒斯坦人的社会当中)。

可想而知,「哈马斯」与比较强硬的巴勒斯坦人当然不会喜欢鲁赛贝,他们骂他是内奸,是以色列的走狗。让我们外人意外的是就连以色列右派也很仇视这个理论上最温和的巴勒斯坦要人。九一年,就在那次伊拉克导弹夜袭以色列之后几天,他被以色列当局逮捕,内塔尼亚胡总理亲自在联合国会议上面宣布他是伊拉克的特务。三个月后,以色列才在英美各国,国际特赦组织,和以赛亚.伯林与苏珊.桑塔等全球一众知识份子的压力下,释放他们口中「这个最危险的巴勒斯坦人」。一介书生,天天高喊和平,而且还在「哈马斯」的暗杀目标之列,他会对以色列造成什么风险?

关键竟然就在他的温和,他的温和会使人觉得以巴问题还有其他出路。可以色列的主政者根本就不想要有其他出路,它希望巴勒斯坦最好就这么继续和它这样不对称地恶斗下去,然后可以继续强力宰制巴勒斯坦,不停地伸延自己的势力范围。「哈马斯」更不要别的出路,它需要更多的冲突来向同胞展现敌人的凶暴和自己的勇气,敌我矛盾才是他们权力的来源。敌对双方都向自己描绘了一幅现实,在那个现实里头对方非死不可。敌对双方也都晓得游戏的玩法,所以鲁赛贝居住的社区不时就会出现墙上的涂鸦和散在地上的传单,内容全是指控他是以色列派出的间谍。这些东西,有的来自「哈马斯」;有的,则是来自以色列「维稳部门」;目的都是破坏他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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