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秩序的正常与异常(还没有名字的学问之四)

【苹果日报】「已经康复的精神病患」,直到今日,在一般大众的想像之中,这个说法定然是矛盾的。所以每当遇到一名刚从病院出来,或者曾经接受过心理治疗的人,我们常常会感到一丝丝的不自在。因为我们总以为患上精神疾病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几近着魅的状态,不知由何而起,亦不知何时告终,以至于根本谈不上是否有所谓的「康复」。这种不自在,源自于精神病患动摇了我们对于日常生活的感受基础;什么叫做「异常」?什么又叫做「正常」?谁能确证其中边界何在?谁可确证曾经跨过那条线的人能够自此安然归来,不复逾越?不复听从那一头的回声呼唤?

所以,当阿比.瓦堡在1924年回到汉堡的时候,他的家人和助手大概也很难免除类似的焦虑。他从来就是一个易怒的人,时常没来由地为了一点小事爆发,到得后来,越演越烈,甚至发展出种种匪夷所思的阴谋论。现在,他证明了自己的康复,重新回归家人的环绕。然而,就在大家眼下,他为了庭园中一株新植的树木发作,好在他的妻子玛丽适时调开了他的注意力,不必在全体家族成员面前尴尬。接下来更大的麻烦是那座图书馆。他不在的这几年,这座图书馆的名誉与藏书量皆成比例地增长,新聘了几个他不认识过的助理。那些人全是他最亲密的助手Fritz Saxl招回来的,尽管他们没人见过瓦堡,但都崇敬他,视之为传说中的不世出奇才,主要是靠了Fritz Saxl的讲述。Fritz Saxl后来在学术上的建树不多,他一辈子干的事就是维护瓦堡,替他营运一座日后将在史上留名的研究所,在纳粹的威胁之下将整个机构和它的所有藏书搬到伦敦,然后在那里主持工作、指导学生,将瓦堡那不可归类无以名字的学问方法传递下去,弘扬光大。他是一个牺牲了个人功业,全心侍奉老师的弟子;没有他,我们今天可能就不会知道瓦堡。但瓦堡一回来看到他的图书馆就生气了,因为Fritz Saxl竟然挪动了书籍摆放的秩序;那怕他是为了大家方便,想用一个更合常理的原则去整理那些藏书。要是忠实秉照瓦堡原意,那座使人晕眩的图书馆就算不会让人怀疑它是精神失常者的恶作剧,也至少会教人感到一时的失序与错乱。

在意大利学者Francesca Cernia Slovin的得奖著作《Obsessed by Art: Aby Warburg: His Life and His Legacy》里头,有这么一段描述:「多年以来,他相信Saxl正在毁灭他的工作,变更他那闻名图书馆的秩序,最重要的,是趁着来病院探访的时候偷偷带出他的笔记去出版。多年以来,他相信他所受的这一切,留在病院,实际上皆是一个阴谋的结果。他开始怀疑所有人,甚至包括他的家人。(妻子)玛丽为何会接受这些安排?(弟弟)麦斯为什么不站在他这边」?

「Bellevue Sanatorium」这家开在瑞士的精神疗养院可不平常,在宾斯万格(Binswanger)一家三代人的经营之下,它是全欧洲最显赫的心理疾病机构,曾经接待过尼采,治过精神分析史上首例个案Anna O,以及众多富商、政要、作家和艺术家。就在瓦堡住院的时候,一代芭蕾巨星尼金斯基还做过他的病友(虽然后来他被宣布为『不可疗愈』)。真可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更别提它所座落的环境水秀山青,它的食堂可以媲美大城市的名店,它的阅览室很有品味,它的空间氛围安静怡人。难怪有些离开了的人会时不时想回来再疗养一下,把它当成一个有知识有教养的文明人的度假休闲圣地。

当然,彼时它最大的吸引力来自于主诊医生路维.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存在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之一,当过佛洛伊德和荣格的学生,又受到了胡塞尔和海德格的影响,将现象学中的「此在(dasein)分析」汇入精神治疗,写下许多极其重要的论文,傅柯最早的作品之一就是翻译并长篇导读其《梦与存在》。不过,就像傅柯所说的:「如果认为宾斯万格的分析是把有关存在的哲学概念与方法『应用于』临床经验的『素材』,可谓谬之极矣。对他来说,分析的要害在于复归具体的个人,揭示存在的种种形式和条件得以关联的场所」。是的,他首先是个医生,然后才是思想家。他关注每一个病人,不带理论预设地聆听他们对于自己症状的解读。他知善、冷静、充满自信、善于聆听。所以瓦堡喜欢和他说话,更何况他博学多闻,对什么都感兴趣。他更同意瓦堡的建议,让瓦堡在院中对着全体病友和工作人员做一次学术演讲,好证明他已完全康复。瓦堡的主题是「北美『胡皮人』(Hopi)的蝮蛇仪式」,关系到了一个文化如何组织自己的世界观的问题。

宾斯万格医生应该喜欢这个建议,在他看来,精神疾病的本质无非是「世界的再造」,是「『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之基础结构的调整」,患者总是会挪动了他们对于时间、空间、身体感官,以及社会关系的生活经验。最粗糙地讲,患病和治疗都是一种秩序的调整。

毕竟是个经过诊治的精神病人,瓦堡知道自己的毛病,知道这座图书馆其实已经不只是他的了。那怎么办?如何解决既想将之公开,但又不愿见它扭曲变形的这种矛盾心理呢?他的办法就是走回老路,重新排过所有书籍的顺序。这是他的老习惯了,早在刚刚开始组构藏书的时候,他就喜欢不断整理它们的位置。每一趟重整,都反映了他当时的研究兴趣和课题范围,他似乎有种能把观念和理论空间化的能力,总是会按着处理问题方式的更易,将书籍摆布成不同的构图。

Fritz Saxl和其他助手的苦恼正常不过。假如一间开放给公众的图书馆老是改变书本的位置,今天这本书还在这里,下回它又被送到另一个架子上去,恍如一座不断移动围墙与边界的迷宫,那还算得上是一座可用的图书馆吗?然而,阿比.瓦堡并不胡来,他有一条原则,叫做「好邻居规则」,意思是每一本书都像一个人似的,总是愿意和最能与他和睦相处的邻人为伴。那书又要怎么样找到它最好的邻居呢?答案是把每一本书看成一个问题,放在它旁边的书则是它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衍伸。比如说尼采的著作,最该住在它隔壁的,或许不是姓氏同样由字母「N」开首的哲学家,甚至不是曾经启发过他的叔本华,而是十九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因为在瓦堡的观念里头,他俩都是真正看到古典世界非理性冲动一面的天才,他俩的书恰好彼此光照,映射出一方明亮。

所以这还真是他的,是阿比.瓦堡一个人的图书馆。当他老朽,当他死去,再也没有谁会随意挪动全馆秩序,这座图场馆就是一个古代生物的化石了。好听点说,它是一份大思想家的遗产,一件不再生机勃然地不停变化的装置艺术。它是一个人的大脑标本,被迫公开,让后来者加瓦添砖,在里头走动或者默坐,要比他同代犹太人爱因斯坦的大脑更加透明,更加坦露透彻地任人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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