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永远的安达鲁斯(摩尔人的最后叹息之二)

【苹果日报】如果帕慕克的记忆正确,到了20世纪上半叶,伊斯坦堡的一些残存犹太居民仍然在家中的墙壁上挂着当年格拉纳达老房子的钥匙的话,那么哪些当年被迫离开安达鲁斯的穆斯林又该怎么办呢?据说直到今天,特别是在北非,每当有人说起安达鲁斯(Al-Andalus)这个名字的时候,它的声音就会在空中构筑出一片有柱廊回绕的大理石中庭,阳光下一座喷泉流水淙淙。安达鲁斯,一段失落的黄金时代,一座山丘上粉红色的宫殿,一个永远回不去的老家,是伊斯兰世界里面总能唤起些许甜美而悲哀回忆的传说。

甚至对很多现代基督徒,乃至于没有任何信仰的人而言,安达鲁斯也是一个值得追忆的对象。因为在这个世俗化的年代,一个人们口中的「好穆斯林」往往就意味着一个比较世俗化的穆斯林,而非一位谨遵圣训的虔敬信徒。而传闻中的安达鲁斯正是那样的一个地方,虽然是个穆斯林王国,但是各种宗教信仰和族裔都得到了宽容的对待,犹太教徒可以当上宰相。知识和智慧受到尊重,学者们能够任意查阅来自各种文化的古老典籍,同时创发可能会背离正统的崭新思想。文化与艺术蓬勃发展,阿拉伯建筑中极尽曲折缭绕的线条在这里达到了高峰,西班牙吉他的根源则在此时种下。繁盛的城市,喧哗的街道,总有人兜售来自整片地中海世界的商品,总有人夜半饮酒寻欢,相信真主的宽大多于诫条。甚至连同性性行为,都在宫廷中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值得尝试的甜美禁果,处于半公开的状态。这个地方不止孕育了中古犹太神学最伟大的导师,以及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阿拉伯传人(那时候,亚里士多德在西欧是被禁止的);甚至曾经有过这么一位远道而来的留学生,入读当时全欧洲规模最大的大学,后来回去还当上了天主教的教宗。

安德鲁斯究竟是不是真像人们所描述的那样,在学术界里面仍然引起争议。但是很多人还是愿意相信,那样的时代是真的存在过。因为它也许能够证明,穆斯林有另一种选择,甚至整个世界都还有另一种选择。我们不一定要狂热拥抱某种信仰,不一定要盲目拥抱某种身份,陌生人可以是我们的邻居,因为世界本是一座枝叶繁茂,果实累累的花园。

所以1492年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年份。在这一年,穆斯林治下安达鲁斯最后而且最辉煌的据点格拉纳达沦陷,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阿罕布拉宫易主,挂上了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旗帜。那时候的西班牙人简直就像是天主教中的塔利班或者ISIS,盛产狂热分子,用圣战的态度来争夺领土,一旦掌握全境,便不止迫害留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穆斯林和犹太人,后来甚至还向全欧洲输出令人闻风丧胆的宗教裁判官。正好就在这一年前后,「非洲人莱昂」(Leo Africanus)诞生了,被迫从婴儿时期就开始踏上他终身不断的旅程。「非洲人莱昂」是个伟大的旅行家,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畅销书作者,在罗马冠上过美第奇家族的姓氏,出入各国宫廷。但他原本也是一个安达鲁斯人,对他而言,格拉纳达这个故乡,大概就像香港之于今天九七后才出生的年轻人,是流亡他乡(或者移民)的父亲坐在躺椅上发呆,口中呢喃的一个名词;是母亲夜半饮泣,低声诉说的一则故事。他留下了一些著作,记录了他在世界各地的见闻,可惜这里头并不包括安达鲁斯和格拉纳达。这种空白留下了任人想像的空间,诱发了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去把它填满的冲动。

阿敏.马卢夫(Amin Maalouf)是黎巴嫩作家,生长在当年非常国际化的贝鲁特,母亲是拥有土耳其血统的埃及天主教徒,父亲是来自希腊的东正教信徒。黎巴嫩内战之后,他移居巴黎,自此以法文写作,不止获得了「巩古尔奖」,最后还当上了法国学术院院士。1986年,他第一部小说《非洲人莱昂》一出版,便立刻为他带来全球文坛的赞赏。很多评论家认为,这部诗意盎然的小说就像一张魔毯,能够带领读者穿过家中衣橱的后壁,进入一个我们不曾听闻过的世界。这会不会是因为以他的背景,他特别能够体会「非洲人莱昂」旅程的意义,以及格拉纳达和安达鲁斯的价值呢?

在小说的一开头,他就用「非洲人莱昂」的口吻,界定了流亡者的身份,以及五百多年之后「安达鲁斯」这个象征的启示:

「我,称重员穆罕默德的儿子哈桑;我,美第奇家族的约翰.莱昂。为我执行割礼的是一个剃须匠,而施洗的却是教皇。人们叫我非洲人莱昂,然而我并非从非洲而来,也不是欧洲,也不是阿拉伯半岛。人们叫我格拉纳达人、菲斯人、札亚持人,但是我并不来自任何一个国家,也不来自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部落。我出生在路上,沙漠里的商队才是我的国家,我的生活命中注定般充满了各种不可思议的旅行。

我的手腕感受过丝绸的光滑,羊毛的粗糙,戴过王子的金镯,奴隶的枷锁。我的手揭开过上千面纱,我的唇吻过上千女孩,我亲眼见证过城市的衰落和帝国的消亡。

你能听到我讲阿拉伯语、土耳其语、西班牙语、柏柏尔语 、希伯来语、拉丁语和通俗义大利语,因为我掌握所有的语言,会说所有的祷告词。但我不属于它们。我只属于上天和大地,那才是我将来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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