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如何对欧洲人诉说穆斯林的故事?(摩尔人的最后叹息之五)

【苹果日报】前几天,一位在欧洲居住多年的青年旅行作家向我们报告他最近听说到的新奇性实验,其中几种道具的使用方法不可思议,叫人眼界大开。然后不知怎的,话题忽然沉重,大家开始谈起欧洲的移民问题以及宗教冲突。这位作家说:「为什么穆斯林就是这么保守,这么极端?」接下来的讨论,我在大陆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自然是对「大爱包容」的「西方白左」的种种谴责。或许是都把我当成他们口中这类「西方白左」的中国代办,所以他们的语气不算激烈,真实的想法全都包裹在一连串的问句当中。由于疲倦和厌怠,我没有太多话要说,脑子里想起的全是这几个月叫我深深着迷的「非洲人莱昂」,那个五百年前住在意大利的安达鲁斯遗民,以及他笔下的北非伊斯兰世界。

当年的欧洲人在读到他的《非洲描述》时,应该能够发现其中有些段落足可佐证他们对败德穆斯林的印象。例如非斯、突尼斯和马拉喀什那些公开的易服癖;苏非派异端社群中先以药物和音乐进入迷醉状态,最后演变成男同群交的「合一仪式」;以及黑色非洲知识中心廷巴克图集市上的古怪书籍。我们今天还能够在侥幸逃过极端分子烈火的古代残存手稿里面,看到那批书籍的其中一小部分,例如一本叫做《男人如何与女人行房》的性爱指南。大异于当时主宰欧洲的基督信仰(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正在兴起的新教),伊斯兰不止允许性快感,甚至非常关注女性的高潮问题。为了强化阳具的勃起状态,这本书还建议男性应该反复背诵这句可兰经里的经文:「阿拉从你的软弱状态创造你,从软弱中创造力量」。

「性开放」、「宽容」、「进步」以及「文明」,我们不能在这几个字眼之间画上简单的等号,然后再草率总结,原来伊斯兰文明要比基督教文明更加优秀。事实上,「非洲人莱昂」所描述的这些轶事,即便是在当年的北非,也都处在一个灰色状态,并且遭到不少指责,更不要说是现在了。不过千万不要搞错,「非洲人莱昂」以《非洲描述》为核心的这几部著作,其真正要点并不在于为欧洲读者提供更多奇闻趣事。后来我们都晓得,要是没有安达鲁斯,没有得自于穆斯林世界的知识,文艺复兴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非洲人莱昂」的写作正好示范了伊斯兰知识是怎么回事,例如引文的使用方法,法学辩论的逻辑标准,以及知识权威的确立方法。

根据当时主流的伊斯兰传统,任何学者在提出一套法律上的意见,文学形式的探讨,以及关于过去世界的认识时,都应该把自己的看法安放在一条知识传递的系谱之中,好说明自己的想法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有权威来源的支持,例如自己那备受尊敬的老师,或者某部得到公认的经典。而这些经典和老师的老师(特别是在法学上),究其源头,则多半可以追溯到可兰经或者先知。当然不能否定创新的机会,例如要比「非洲人莱昂」早上一百五十年的安达鲁斯遗民,北非地区最伟大的思想家,现代社会学的先祖,人口统计学之父,伊本.赫勒敦(Abū Zayd’Abdu r-Rahmān bin Muhammad bin Khaldūn Al-Hadrami),在其划时代的巨著《历史绪论》当中,这种以知识传递系谱来确认真理标准的方法,就实在支撑不了他所创建的崭新学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类比推论的手段,比如说借用当年主流法学界的推论原则,去推演社会组织以及文明形态的变化。

大概因为预定的读者是欧洲人(尽管史家纳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怀疑他心目中也包含了穆斯林读者),「非洲人莱昂」在意大利写的这几本书,几乎完全不遵循上述这种要把自己明确安放在知识系谱当中的伊斯兰传统,他既不明言传授给自己这堆信息的老师是谁,也不像伊本.赫勒敦那样,以类比的方式去间接挂钩伊斯兰思想主流。另一方面,他也没有追随文艺复兴之后开始的欧洲潮流,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作者(auctor),所以在大多数的情况底下,他都尽量避免使用第一人称,哪怕他是要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包括英译本在内,《非洲描述》的所有版本都犯了一个根本错误,那就是把他原来手稿当中用以自称的「el compositore」译成了第一人称的「我」。而「el compositore」,其实是他特地选来翻译阿拉伯文「mu’aliff」这个概念的通俗义大利文名词,意思就是编集者。在他其他的作品里面,他还用上了「interpres」(译者)这个身份来定位自己。总而言之,他把自己的一切意见和判断,全都收纳在第三人称的表述之下。似乎想要暗示,他既不是一个伊斯兰知识份子,也不是一个时髦的意大利文化人,而是一个站在一定距离之外的旁观者,一个谦卑的信息编集。

这种身份设定,非常符合他的书写。身为教廷的囚犯,新近皈依的天主教徒,向欧洲人描述伊斯兰世界的时候,他不能不在言辞之中讨好他的意大利文读者,所以比起统一完整的天主教廷法典,他必须写出令人遗憾的伊斯兰逊尼派四大法学门派的争议不断。每当谈到先知穆罕默德,他也不能像一般的穆斯林那样,总在他的名字之前加上「求主赐福他,并使其平安」定式祝福。但是就像纳塔莉.泽蒙.戴维斯所说的,我们完全可以反过来看,正是因为他到了欧洲,用自己刚刚学会的意大利文写作,所以他总算才摆脱了自己的背景束缚,能够相对自在,甚至相对客观地写出他对伊斯兰世界的真正看法。更有趣的是,同时他还震撼了欧洲读者。因为在他笔下,不止非斯、马拉喀什、廷巴克图,突尼斯、开罗、大马士革,以及伊斯坦堡这些国际都会,可能要比包括罗马在内的一切欧洲城市更加璀璨,更加文明;而且他们所拥有的文学传统和学术体系也都完全能够和欧洲人那一套并驾齐驱。这就是一个既是鸟又是鱼的作者,用编辑和翻译的身份隐藏自己,站在两个世界之外向两个世界说话;他说的,想必就是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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