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改变世界历史的年份(摩尔人的最后叹息之六)

1492年1月2日,哥伦布跟随着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以及卡斯提尔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队伍,踏进了摩尔人在欧洲的最后据点——格拉纳达的城门,一举头,就看见了天主教王国的旗帜早已高悬在阿罕布拉宫的塔楼上。要再多等半年,他才能正式冠上「世界海洋上将」的御赐头衔,出发寻找前往印度和中国的新航线。后来我们自然晓得,这一年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年份。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欧洲人也都如此相信,觉得上主必定在这一年显示了大能。不过他们之所以认为这一年重要,可并不是为了看起来要不是个笨蛋就是个骗徒的哥伦布,而是天主教徒终于能在摩尔人手上成功「收复」了注定属于他们的所有土地。

所谓「摩尔人」,在今天其实是一个内涵太过广泛,因而没有多大实质意义的名词,它既指中世纪住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欧洲其他地区如西西里岛的穆斯林,也包括了撒哈拉沙漠周边的居民;但它同时竟然也可以用在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斯里兰卡和印度回教徒身上(所以当殖民地建筑师在吉隆坡乃至于澳门的公共建筑用上了一些带有莫卧儿味道的装饰时,他们还会管这种风格叫做「摩尔式风格」)。但是回到中世纪,对于欧洲基督徒而言,它很明显就是个贬称,主要指的就是在西地中海世界活跃的异教徒。

也难怪当年欧洲大陆其他地方的人都瞧不起西班牙,这本来就是个山丘起伏的穷乡僻壤,远离最热闹的东方贸易路线(也就是丝绸之路)。再加上来自北非的「摩尔人」曾经统治大半个伊比利亚半岛达七世纪之久,使得这片土地上一大半人口是穆斯林和犹太人,清真寺的呼拜塔要比天主教堂的钟楼还多,这又怎么能算是纯正的欧洲呢?根据剑桥大学专研中古西班牙史的历史学教授Elizabeth Drayson,在去年出版的专著《The Moor’s Last Stand》,那年头西班牙的「宗教宽容」简直能叫欧洲访客反胃。就算没有去过西班牙,大家说起它也都一定要皱眉头。即便早已过了祖先那传说中的黄金年代,宗教和族群之间的对立变得越来越严重。天主教王国会把犹太人和穆斯林当成奴隶使唤,摩尔人控制的地方也同样会把天主教徒当成仆人,离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宽容」远甚。不过它还是和欧洲大多数地区不一样,这三种宗教到底都在此活下来了,并且勉强找到公开并存的方法。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卡斯提尔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以及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这对夫妇联手推动的「收复失地」大业,对西班牙天主教徒来说,就变得格外重要了。那是一桩要向欧洲人争取认同的神圣事业。要知道,曾经一度如烈火燃烧的十字军运动早就衰败得不成话了。而四十年前,1453年,如日方中的奥斯曼帝国更从基督徒手上取得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欧洲天主教徒简直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好在有西班牙人,凭着先进的作战方法,以及从敌人那里学来,但在技术上又更上一层楼的火炮武器,趁着西班牙摩尔人末代王朝内斗不断,衰萎凋蔽的时机,他们终于成功逼使敌人献上了全欧洲最壮丽的城市格拉纳达。这是天主教徒对君士坦丁堡沦陷的最佳回应,也是献给教宗的最好礼物。收到这个消息之后,西欧各地纷纷举行盛大的祭典,所有重要的主教座堂都奉献了隆重的感恩弥撒。一时间,无数的诗歌被谱写传颂,广场则有无数的话剧上演,主角全是西班牙天主教王室的英勇壮举。西班牙人终于扬眉吐气,他们的王室也总算成了欧洲的要角,他们甚至开始相信自己是天命所在,在世界上承担了建立神圣帝国的重大任务。于是在哥伦布之后的美洲征服运动当中,征服者的贪婪、狡狯,以及凶狠,全都冠上了荣耀的光环。消灭美洲大陆异教徒的帝国,殖民地的开拓,全是攻克格拉纳达的合理延伸。

在当年歌颂西班牙伟大成就的那些英雄史诗里面,有一个格外重要的人物。那就是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一个穆斯林统治者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十二世(Abu Abdallah Muhammad XII,天主教徒用自己的拼音方法把它读作Boabdil),「摩尔人最后叹息」的主角。

来源: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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