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审查遍在(「中国的大脑」之二)

今年有机会见到两个好久不见的内地文坛老友,这两人一南一北,皆是名满天下的编辑,也都写得一手漂亮的好文章,是不少年轻编辑的偶像。有意思的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跟我说起了最近一两年出版自己散文集的问题,慨叹自己实在是老了,跟不上时代审查标准的步伐。照道理说,这两人都在这行里干了几十年,什么字眼能用,什么东西不能碰,那种在环境中锻炼出来的敏感嗅觉早都成了第二本能,在大陆下笔成文肯定是不应该犯错的。偏偏这两个人的纯文艺作品还是硬给人挑出了几十处毛病,其中一个需要被修改的词汇居然是「上个世纪」。难道「上个世纪」也是个敏感词吗?不是的,审查给回来的意见是「上个世纪」不够精确,应该改成「二十世纪」。任谁都看得出来,这根本不是政治审查,而是小学老师批改作业,是对这等文坛前辈的最大羞辱,更是中国语文在「新时期发展」当中的闹剧。为什么审查人员能够拥有这样的权力?他们的审查究竟依据什么标准?

首先,我相当肯定「上个世纪」这四个字绝对没有政治错误,这种标准也不可能通行于全国各地,更不应该是上头明确颁布下来的东西,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只是一个匿名审查员自己的判断而已。尽管大家都会觉得他的判断荒谬绝伦;但包括这位成名已久的作者在内,这本书出版过程当中的所有相关人等,是既不能也不愿挑战这个判断的。因为在今天这个新时期,真没有谁敢保证什么东西绝对不犯错,所以就算有人能够推翻这个审查员的决定,他也不愿冒这个风险(万一「上个世纪」这个词语真的在出版之后被人揭发举报,说它影射了什么东西呢?)再说审查标准,既然主管出版和意识形态的中央部门,从来没有明令颁布「上个世纪」是个禁用的词汇。那这个审查员又为什么要依凭自己狭隘的偏好,如此自作主张?我不晓得具体内情,但照我对整个「审查工业」的了解(是的,这是一个工业),极有可能是这个审查员想干好工作,在任务上做出一些表现罢了。没错,审查其实也是一种正经的工作,就和任何工作一样,要有指标,要看业绩。一本书也好,一部电影也好,交到你手上是为了要你审出问题,如果你看了一大堆书都没办法在里头找到几个可以动手修改的地方,那请你回来干什么?换句话说,在各个意识形态和内容产品的领域当中日益壮大的审查队伍,已经从过去守住红线就好,那种被动的把关人角色,逐渐蜕变成主动出击的「生产部门」了。而他们所生产的,就是毛病。

学术圈有些独特,曾经享有一定的宽裕,本来不太受这种情况影响。但是现在因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要正确处理领导权与话语权的关系」,所以也就有越来越多「上个世纪」之类的事件发生。在今年一连串大学教师的清除事件之中,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传清的遭遇最有「上个世纪」的色彩。根据报道,她是看到学生上课都在玩手机,非常生气,于是举出自己过去担任助教时看到日本学生努力学习的经验,教训学生「如果你们不努力,日本就会成为优等民族,而我们就会成为劣等民族」。在我看来,这句话简直政治正确得过了头,虽然在学术上有偏狭简化之病,但却继承了百年来爱国志士动不动就拿中日比较以激励人心的那种优良传统。没想到被她骂的学生非常生气,揭发检举许教授「贬斥中华民族」。举报她的学生就像一个审查员,虽然不是为了工作,但纯粹也是出于一己之私。而受理这次检举的校方,乃至于更高层的领导,就像一个出版社和它的上级单位,凡是遇到有人指出问题,必然要「严肃处理」,而所谓的「严肃处理」,就是顺从检举和审查所指出的方向,不反驳也不否定。

教学如是,发表研究成果亦如是,现在就连很多专业学报也都开始沿用大众出版和文化领域里面的审查标准跟程序,不能再以「客观学术研究」和「与现实政治无关」当挡箭牌。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位专门研究某边疆民族生活习俗变迁的学者,虽然他研究的还不是当局最要提防的那些民族,但到底也是敏感地区的少数民族(而且还是极少数)。在近年不问由来,一刀切的高压管制底下,他发现那个在政治上从来没有二心的少数民族竟然也开始滋生一股不满的情绪,纯粹出于好奇,他想深入了解这种变化的整个过程。如果他真的下功夫去探讨这个课题,出来的结果对管制者而言肯定很有参考价值。因为先撇开伦理价值不谈,他认为单从管治角度来讲,现有的政策和措施多半也会带来反效果,把原来不是问题的变成问题,未来要给当局「添烦添乱」。但是这种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做得成,因为实在是太过敏感,不止没有办法正式申报为研究课题,在学术刊物和论著出版开始跟随新闻媒体的严格标准来审查的今天。它也不会有任何发表的机会。有些心系家国的人可能会建议他应该写一份内部报告,交给「上头」,至少让「上头」知道情况。如果你以为这是一个可行的建议,请参考我上周的专栏。「上头」是不会爱听这种讲法的,因为他们会猜测「更上头」的人一定不喜欢这种逆鳞般的报告。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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