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审查的完成

香港的中年影迷可能还记得湾仔的「新华戏院」,这家电影院是「新华戏院」的第三代转世,曾经以播放比较小众的电影闻名。因为租约原因,它非常巧合地在1997年7月1日停止营业,而它最后播放的一部电影正是卡玛(Carma Hinton)制作的纪录片《天安门》。当年这部片子公映的时候,还閙过一阵子小风波,戏院的带位员竟然拒绝为这部今天看来非常敏感的电影服务,酝酿罢工,他们害怕香港回归之后会为此遭到清算。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主流舆论会同情这几个带位员的决定,因为大家都觉得这种想法太过荒谬,先不说当时没有太多人相信政治审查也会来到香港;更重要的是,就算清算,怎么样也轮不到这几个奉命行事的小小前线员工身上吧?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正好台湾著名评论家南方朔先生过港,我也用调侃的口吻跟他数说那几个带位员太傻。静了一会,然后他说了一句我毕生难忘的话:「你们是知识份子,对整个制度的运作过程可能会有更全面的认识。所以无论承不承认也好,你们都属于精英阶层。但你们可能不晓得,越是位处底层的人,越是不了解所谓『全局』的人,就会有更多的担忧和恐惧。」

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就是因为这一个星期我还在反复想像「顺丰速递」的各种审查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上星期我在这个专栏的〈顺丰快递的一国两制〉见报之后,其中最令我惊讶的地方,是原来很早就有不少朋友有过跟我类似的经历,但却一直没有公开指出这是个问题。更有趣的,是在台湾一些立场偏统及偏独的网友,香港一些倾向反对派和亲建制派的网友当中,都有不少声音觉得我太傻,明知道「顺丰速递」是中资机构,怎么还会为他们的书籍审查大惊小怪。换句话说,一家这么庞大的速递公司会用意识形态角度检查他们运送的书刊,在大家看来原来都不是问题了。有问题的,是我对这种事情居然大惊小怪。

后来经过媒体记者的跟进,以及各方经验陈述,我们才看到更多「顺丰速递」的古怪审查个案。原来有人从台湾寄书到香港,只要书籍跟中国相关就不行了;又有人从香港寄书到韩国,会过不了敏感这一关;还有人从香港寄送十字架到澳门,照样遭到拒绝。综合这些个案,我们几乎总结不出任何规律和模式,看不到「顺丰速递」的审查标准何在。这就等于变相地驳斥了部分网民为「顺丰速递」的辩护,例如一位台湾网民就在拙作下面的留言:「顺丰快递做的没错,反华书籍就应该禁止。你不是问怕什么吗?那你的美国爸爸怕什么?华为只是卖点东西给伊朗,你们就怕成这样」。什么「美国爸爸」这类常见的说法,我就懒得回应了。但请注意,现在不单是「反华书籍」有问题,甚至只要书名包含了「中国」二字,都会被禁止送运,请问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所有大陆以外出版的书籍带上了「中国」这两个字就一定都很反华吗?

再说上次我提到的那三本被拒绝托运的书,一本以十九世纪英华词典为专题的学术期刊《思想史》,一本曾经在大陆出版的西方思想史研究《大辩论》,这都不像是反华书籍吧?至于最后一本《滚出中国》,感谢我在台北住的那家酒店员工帮忙,透过官方邮政服务,我终于收到并且第一时间读完。曾经在香港大学任教过的毕可思(Robert Bickers)教授这部书写得相当细致,梳理了「百年国耻」这种概念的由来,以及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渊源。在我看来,它不止不「反华」,而且还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向外国读者提供了一个认识殖民帝国如何创伤中国人集体记忆的角度。

再加上「顺丰速递」近几天的回应,于是我敢大胆地说,这林林总总的审查个案,还真可能不是出自一套固有的,清晰的审查标准,而是前线员工的个人判断(或者用顺丰的说法,是他们的沟通问题)。为什么我敢说他们没有一套非常清晰的审查标准,例如一份禁书清单呢?首先当然是因为诸多我听闻过的个案背后标准都是自相矛盾,有时候一些和中国相关的书可以从台湾直接寄到大陆,有时候却连寄到香港都不行。更要紧的是以我所知,这几年大陆主管宣传和书刊的部门,并不流行直接定出一套书单。一来,若有一份白纸黑字的文件,就难免有泄露流出的风险,徒惹是非。二来,什么东西敏感,什么东西不敏感,就像网络上的关键词一样,天天浮动不居,全凭时势而定,很难及时列成一份相对稳定的清单。

虽然确实有些绝对不能碰的东西(比如说『法轮功』),是上头早有明令的。但今天更流行的,却是一种靠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各级人员自己心领神会,自己揣摩忖度的方式,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自我审查」。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种更加高效,更加无缝的审查方式。因为上头不给你一套清晰细致的判断标准,只拿着一根大棒伺候,你就得时时提心吊胆地检查自己,生怕自己行差踏错。通常到了最后,你自己审查的力度都会比官方自己动手的时候还大。

比如说「顺丰速递」,我可以替它想像实施这种审查的整个过程。首先就像他们所说,运送东西出入,先要符合各国海关标准。把和宗教相关的物品以及敏感书刊运进大陆,那当然是不行的了。在没有完整清单的情况下,负责的管理阶层绝对不能不领会「中央精神」。更简单地讲,那是一种对氛围的嗅觉。而大家都晓得,今天大陆在意识形态管理方面的气氛是相当紧的。所以管理阶层也就要把他们闻到的这种紧张气氛往下灌注。又因为一间公司实在很难自己整理出一份特别详尽的清单(你能想像怎么样因应每天的出版物去及时更新和补充一份禁书名录吗?),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透过一种管理程序去把抽象的气氛和精神具体化。层层负责就是个我能想得到的出路。一本书在寄到大陆的时候,被海关截查下来,或者没收或者退回,对速递公司而言,都是一个行政跟财政上的负担。公司内部如何分解这种责任呢?那就是一层层地分派下去,直到最前端收取托运货品的人员身上。这些前线最基层的员工,应该要经受某种训练,既晓得怎么和客户沟通,更得领会上面传达下来的氛围和精神。从他们的角度看,这不是抽象的政治审查,这是保不保得住饭碗的问题。就像当年「新华戏院」带位员拒绝为《天安门》工作一样,越是底层的人,越不了解上头高来高去的政治原则,就越有可能害怕最实际最眼前的麻烦。

那为什么从台湾寄书到香港会有问题呢?去年不是有很多公司因为把香港「独立」出中国大陆范围而出事吗?比如说在酒店订房系统上面分开列出「香港」和「中国」二地。身为中国最大的速递公司,「顺丰」绝对不能重蹈覆辙,很多前线员工因此大概会把从台湾寄书去香港,自动看成是寄到大陆一样。从香港寄书到韩国也遇到审查,或者就是大陆几十年来各种政治运动「扩大化」的模式了,从上到下,层层加码,从有些书寄到大陆很敏感,变成一个被怀疑为敏感的人物寄书很敏感,直到只要是书都敏感。

久而久之,这套运作模式是大家都学得会的,即便是一个在台湾负责接收寄件的前线员工。终于,不论政治立场,也没有人再觉得书籍和思想的审查本身是个问题了,它合该如此,尤其是和大陆相关的时候。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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