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不止败坏,而且愚蠢

广州中山大学最近有一位教授,既见天清气朗,春光正好,于是起兴带着学生到校园的草坪上课。这本来该是一件很风雅的事,如果拍下来,几乎就可以当做《人间四月天》之类的电视剧里的一个场面。可惜这位教授不知道,人间早已换了新天,今日中国大学校园的保安对于什么叫做正常校园别有一种理解。于是他和他的学生被学校保安驱赶,而且还威胁如果他们不肯走的话,就要开动喷水龙头,让他们尝尝当落汤鸡的滋味。后来这件事情一直闹到学校高层,校方保卫处的最后回应是:「校园不能成为随意嬉闹的公园和乐园,校园应该高雅有品位。」

大学校园在某个意义上,确实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这类在品味上劣币驱逐良币,恶紫夺朱的现象,在中国今天的社会生活当中并不罕见,所以校园自也不能例外。但这很明显不是品味的问题这么简单,它只不过是整个社会政治动员体制下的一个末端表现而已。要形容中国的社会气氛,一「松」一「紧」这两个字就够了。现在的大学,跟随整个国家的步伐,迈入了一个二十年来空前紧张的地步。当然他们一开始只是关心政治问题,要把「不良影响」从课堂上驱逐出去,所以要全面检讨修理既有的教科书和教材,更得清理教师队伍(于是有近日牵动整个知识份子圈的许章润先生事件)。这和一个大学的校园是否准许老师和学生坐卧在草坪上面讨论学问,本来没有一点关系。但是在这种紧张的动员状态下面,校园保安自然会把敏感关注到他们神经的末梢。

其实我很能够理解这些保安,那大概是一种觉得世界上面所有事物都应该各安其位,在既定的空间内做既定的事情的想法。教室是用来上课的地方,草坪则是一种主要用来观赏的公共空间(或者用他们常见的说法:起到『绿化校园的作用』),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空间是不能够模糊的,发生在上面的任何行为也都不应该轻易逾越界限。这恰恰是从校园外的维稳人员到校园内的保安队伍,都必须学懂必须具备的一种世界观。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持自己管辖范围的稳定,而任何在不对的地方和不对的时间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对想像中那种稳定状态的破坏,都会被下意识地感到它可能会延续发酵成一种危险的政治问题。一个老师带着一群学生在草坪上课,这当然不是政治问题。但是一旦准许一位老师这么做,将来会不会有更多人仿效?如果将来有更多人在草坪上面聚集,我怎么知道他们在谈什么?万一他们在谈的事情很危险,充满了不良意识,甚至直接促成某些行动。上头要是追究下来,我该怎么负责?我什至觉得,当校园保安在驱赶那位老师的时候,他们甚至不需要真的在脑海之中走一趟这种滑坡推理,因为这已经内化成了他们的一种本能反应。

各安其位,大家在该有的位置上做该做的事情,这就是今天中国大学的核心意识。最近引起很多讨论的各种学生告密举报事件,也应该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观察。那些学生之所以要检举老师上课的内容,还不一定是像很多人所讲的那样,出于一种阴险狡诈的功利心理。当然我完全同意,一种鼓励告密的文化,只会败坏社会人伦的基础,并且培养出更多比从前更加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一个敢去告密检举的学生,真会有很好的前途吗?也许他在校园内会得到一时的赞赏,但将来呢?有任何一位正常的雇主愿意聘用一个因为检举老师而立功的年轻人吗?如果这个政治上非常正确的青年想加入公务员队伍,他未来的领导是会对他更加放心,还是更加戒惧?所以我认为这些学生在告密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前途不一定会有太多想法。他们更多只不过是想要跟随规则,做些对的事情而已。

就拿前一两个礼拜曾经在网上传得很厉害,但是后来全面被删除的那篇清华大学学生毛顿的公开举报信来讲好了。他要举报的老师吕嘉,乃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明星,上过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也曾经在《环球时报》发表他对中国化德育的见解,更用过英文在海外的《中国日报》阐述中共党内作风建设的好处,政治正确得不得了。他负责教授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简称「思修」)这门课是所有中国大学的必修课,地位相当于其他地区和国家大学必修的逻辑或批判思考,但内容上充满中国意识形态特色,和一般所谓的批判思考完全是两码事。这种课本来可以很沉闷,在大部分学生眼中是一种不得不承担的苦差,偏偏吕嘉老师有本事把它教得非常生动,引人入胜,是清华学生抢都抢不到的热门课程。然而在毛顿眼中,这样一个又红又专的老师却还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把他这门课形容为「牛鬼蛇神」和「毒草」,理由是吕老师没有在正确的环境下做最正确的事。

吕嘉老师的其中一个问题,是他花了很多工夫,讲述宗教如何在西方社会中承担了发展和稳定道德价值的作用。这当然不是要在一个传授「正确价值观」的课堂上,向一群坚守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未来接班人公然传教。而是要借着西方的例子,指出今天中国道德重建之路的艰困,以及可以借鉴的地方。这种讲法和中共近来的宣传口径若合符节,根本挑不出半点毛病。但毛顿的敏感神经使得他一听到宗教二字,就立刻忍受不了,觉得吕老师对西方宗教和社会关系的阐述是:「用宗教认识论、宗教人生观和宗教方法论,代替了马列主义认识论,人生观和方法论,是彻底地抹黑马列主义」。可以猜想,毛顿大概觉得这门课的正确教授方法就是应该紧跟教科书,任何对于「反面例子」的过多讨论都是在学生脑海当中种毒草。这就好比在神学院教授神学,最好从头到尾都不要提到任何对于上帝是否存在的反论。这有可能吗?当然不行。如果真有神学院这样子教书,这大概是一家专门以培育笨蛋为目的的学校。

所以我对毛顿同学的举报事件,有点和我的朋友们不太一样的看法,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坏,而是愚蠢。或许就是因为他太愚蠢,用了一些很笨的理由去举报一个当红的老师,反而犯了政治错误,所以整件事情才会彻底在网上消失。可是他的出发点难道不是政治正确吗?他就是因为太想在最对的地方见到最对的事情,才会变得这么愚蠢。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天之骄子,都能在今天的体制下变成这样一个笨蛋,这对当局难道不是一个警告吗?他那封举报信的遣词用字,能让很多人联想到文革,以及文革的道德崩溃。但是换个角度,今天重读文革时期大量举报告密信件以及公开批判,我们得到的第一印象难道不是为什么那时候的人好像都那么笨吗?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因为有相对这两个字,所以在当年就被批判为相对主义,是一套违反马列主义的唯心论。这难道不是种空前的愚蠢吗?

毛顿的这封举报信,和中山大学校园不许学生在草坪上课,我怕是中国努力培育下一代笨蛋之路的开端。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