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我们愿意花多少钱去买糖?

虽然许多相信自由主义的学者都赞成开征遗产税,好保障机会的平等、竞争的自由,但主张废除遗产税最经典的理由,却还是出自自由主义阵营。他们认为,一个人挣回来的钱财是他自己的东西,他愿意如何处置是他自己的事,他想在身后交给任何人也是他的自由。如果一个人想把财产转移给另一个人,而那个人也愿意接受的话,这就是他俩之间的自由行为,不该有任何人可以插入干涉,比方说政府跑进来收取税款。

这套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也合一般香港人的脾胃。但那个要转移遗产给后人者,和那要接受遗产的后人,又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行动绝非没有任何法律和政治背景?也绝非没有任何公共成本?遗产这个概念,并不是在一个社会真空的状态底下自有永有的。遗产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拥有者不能自动行使这项权利,要确实保证它必须得有公权力的介入。假设如果有人要在死者身后发起诉讼,想推论其遗嘱无效,那么去受理这项诉讼的是哪个机构呢?法庭的开支除了庭费,难道就不用半点纳税人的钱吗?

许宝强在「经济转型,纸上谈兵—由取消遗产税说起」(《明报》2005年3月20日)一文不只分析了取消遗产税的政治意涵,而且准确地指出「香港并不是一个重视学理原则的社会」,关于加税减税的讨论也往往流于感性反应,乃一种民粹主义的表现。

事实上,在香港一谈起加税减税的问题,就总是把税款看成一种负担,一加就是加重市民百姓的痛苦,一减就是为市民去掉肩上的重负。所有的纳税人都有过为税所苦的经验,我们很容易本能地感到税款是一种从我的收入和我的财产中被硬生生夺去的一部分,打了我资产的一个大折扣。但我们很少去问政府凭什么要抽税,这笔税款和我的财产有什么关系。

其实所有稍稍读过法律的人都知道,私有财产是被法律界定的一连串权利。这个本来自然不过的道理,却常被纳税人忽略。尤其在香港,我们向来以低税率自豪,觉得低税率不只是香港成功之道,甚至是香港人身分的一部分。又正好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底下,减税被说成是普世通行的成功之道,经济要发展端看税减得够不够狠。我们忘记了私有财产这个权利,得靠税收支持的政府来保障,以为政府无非是被纳税人血汗养肥的大跳蚤。

芝加哥大学的桑斯坦(Cass Sunstein)是美国最重要的法学家之一,他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合着的《权利的成本》(The Cost of Rights)是对当前新自由主义减税风潮背后思想的有力反击。他们清晰地论证了只有税收充足的政府,才足以保障私有财产:「财产权依赖于一个乐于征税和花钱的政府。执行财产权是昂贵的。」

最简单可见的,就是为了捍卫私有财产,一个政府要花多少钱在治安、消防和海关等保障措施之上呢?要防止知识产权被侵犯,政府得用多少的人力物力?更不用说机场、道路等大型基建为多少商人创造了他们不愿意自己投资的有利条件。每年政府花在教育上的经费有多少?它们为企业和财团提供了多少经过一定训练的雇员?如果没有公共房屋和公共医疗设施,这个社会又怎么可能有健康和生活安定的劳动力?如果没有福利设施和政策,贫富日益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又如何保持稳定?

桑斯坦和霍尔姆斯又说:「财产所有者完全不是自立的。他们依赖于由公职人员协调的社会合作。」

我们习惯了政府收入得益于出售土地这种特殊情,习惯了跌入税网者少于其他发达地区的历史,习惯了低税率,很容易就会忘却上述事实。

香港部分中产阶级于是还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印象,把自己交的税和社会福利等同起来。所以网上有人会议论加税就是向基层「派糖」,把自己辛苦挣回来的钱,给政府抽成拿去养育愈养愈不自主上进的综援户。反过来,如果政府减税,就是体恤中产阶级,向中产派糖。所以讨论财政预算案的焦点就是派不派糖、向谁派糖的问题,至于税收和权利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关系,则完全被甩到一边去了。

我并非主张加税,也不是反对减税,而是觉得看待税务问题和财政预算案不能只是着眼于「派糖」与「收支平衡」之上;更重要的是分析为了维持市民的种种权利(包栝私有产权),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否合理。真正要平衡的,不只是资源再分配中各个阶层的利益,更不只是政府的支出与收入,而是我们愿意付出的成本与我们享受到的权利。

【来源:明报-笔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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