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国际视野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辞世,是过去一周的头号国际大事,不只把英国皇储查尔斯王子的婚讯挤到一边,甚至连伊斯兰世界中的伊拉克也以全程直播的方式报道了教宗的丧礼。我们可以说天主教之首的逝世与新任人选的诞生,是一桩国际性的「传媒事件」,各国的传媒机构与工作人员都以自己的方式和倾向介入、处理。

比如伊拉克传媒和横扫阿拉伯世界的「半岛电视台」,比起美国传媒喜欢谈教宗推倒了共产主义的功绩,就特别强调教宗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反战立场。正是同一事件,各有表述。

唯独中国,拥有全球六分之一的人口,却在这件牵动全球另外六分之一人口的事件上(全球天主教徒据估计有十一亿人),几近缺席。除了香港,全国主要传媒都用十分低调十分简略的手法报道若望保禄二世的死讯。

教宗的世纪葬礼,在全世界二十多亿人的注视下盛大地举行,只有中国中央电视台完全没有播出一格画面。甚至连最自由最开放的互联网上,各主要入门网站也没有贴出任何评论,网民们自己写的文章,也好像被迅速删除了。

自六十年代开始,就有许多进步的传播学者批判传媒的帝国主义,认为许多跨国传媒机构(例如美联社等国际通讯社)报道的新闻不一定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信息,它们表面客观,实际上却反映了西方大国的兴趣和取向。举个例子,近日香港电视新闻上的一条国际消息,就是美国白宫和财政部旁有只鸭子正在孵蛋。

这条新闻有甚么重要性?尽管充满趣味,但它真的值得电视花去那一分钟宝贵的广播时间吗?

反过来,当年受害死者超过一百万人的卢旺达大屠杀,为甚么西方传媒却报道得如此低调,彷佛那一百万人的生命比起小动物还不重要?而且这些西方传媒(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美国传媒),不只决定了西方人能看到甚么听到甚么,还主导了世界各地其他传媒的眼界。

因此有些华人传媒就反其道而行,强调华人视野。也有认为中国人该有属于自己的新闻网络,报道反映了中国人趣向的国际新闻。

比如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就被认为是可与「德通社」、「法新社」相比的中国新闻通讯社。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掀起了一股与国际接轨的热潮。消费品的广告喜欢吹嘘自己在国际上如何受欢迎;再小的地方城镇也爱在火车站等当眼位置贴上「让世界认识XX,让XX走向世界」的口号(XX就是该等城镇的名字);近日的伪书热潮也是一例,明明是国人自己写的书,偏偏说是翻译自大师手笔,曾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连冠十周云云。

放开这些可笑现像,严肃点看,你还会发现许多大报的国际版都比香港报章办得详实深入;连足球杂志也有来自西班牙与阿根廷的球星访问翻译,这都是香港传媒应该汗颜的。

因此,我曾经以为论起「国际视野」,香港已经比不上内地。在这个自夸为「亚洲国际都会」的城市里,我最近见过有杂志介绍一家来自黎巴嫩的朱古力专门店,作者自言「说不清黎巴嫩的地理位置」,但列出了一串曾经帮衬这家店的国际名流名单。

令人吃惊的不是该位作者不知黎巴嫩在哪里却不引以为耻的态度,而是他根本没打算要在写这篇文章前先去做一丁点资料调查(比如说翻翻地图),好向读者交代黎巴嫩是个甚么地方。

直到最近,我目睹内地传媒在教宗逝世一事上的彻底忽略,才为身在香港感到庆幸,也为中国传媒的国际视野感到悲哀。

在国际事件上要摆脱霸权的摆布是一回事,以「独特的国人视野」为名义而实践另一种权力的操控,却是另一回事。所谓「国际视野」的「国际」到底是谁来界定,当然值得疑问;但「中国人的角度」又是由谁设计,同样值得怀疑。

中国人近年大谈特谈要加入国际社会,但百姓却因为独特的「中国角度」而缺乏了必要的信息,又如何与国际社会分享共通的参考材料?又如何建构自己的「国际视野」呢?

同样是教宗的死讯,美国传媒有美国传媒的报道手法,伊拉克传媒也体现了伊拉克人的关怀,而中国人的独特角度居然是甚么都不报,只有完全的死角。

香港人认识到这点,实在要珍惜自己的特殊位置,也要了解自己对全国国民需要付出甚么贡献。

【来源:都市日报-兵器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