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我们无罪 我们只是小零件

——告别反日,深化反罪(二之二)

「手下不留情的残忍之事是用匕首挖出母亲胎内的孩子。看到乳儿的话就抛到空中,在母亲面前用刺刀接住乳儿给母亲看。」这是二战时期曾在中国服役的日本军人服部弥一的证言,他接着说:「到战场之前连一只小虫豸都不敢碾死的我,在自身兽性的内部潜伏以杀人游戏为乐的不知深渊的魔鬼生命。」这段话最可怕的,在我看来并非那种残杀婴儿的手段,而是一个曾经连小虫也不敢踩死的人,怎么会成了以屠杀为乐的凶手。

另一位日本军人在1937年9月10日接到召集令,加入了「华中特遣军直属部队野战瓦斯第二中队」,由名字就知道这是一支毒气作战部队。因为国际法禁用毒瓦斯,所以它是秘密行事的特种部队。这名军人参与过当年进攻南京的作战,在部队里很受尊敬,因为他的性格温厚,被认为是个「忠实而正直的士兵」。南京大屠杀之后的3个月,他进驻定远,写下这么一封信:「……现在眺望定远城外,风景异常清明秀丽。柳吐新云,河水淼淼,油菜花一片金黄。平原千里,一望无垠,远处迷迷蒙蒙,但见白云如絮……明丽的春光任何汉字的形容词都可当之无愧。尤其是杨柳之绿、油菜花之黄,颜色鲜艳近似原色,极为悠然自在的构图……」转战异国,犹能寄兴春光的这位士兵,就是我深深景仰的一代大师、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

研究小津安二郎的佐藤忠男曾经指出:「实际上小津只是不能够积极赞成军国主义,决不是消极地不赞同军国主义。」小津的为人「可以侃侃而谈个人道德问题,但一提到国家、民族、社会、政治之类,就有些羞于开口。如果说小津的道德是平民百姓的道德,那么这个平民百姓的道德基础就在于此。谈论个人道德个人能够负责,然而社会、政治问题即使谈论个人也难以负责」(佐藤忠男:《小津安二郎的艺术》)。那么,参与南京之役和施放毒气,到底是个人的事,还是社会政治的事呢?我不清楚小津安二郎会怎么想,因为在他那些贯注了人道精神与平民关怀的电影里,没有直接的答案。

在描述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对比起粗野不文的美军,德国军官总是一派儒雅,喜欢诵读歌德甚至能够弹一首贝多芬的奏鸣曲。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参与如此骇人听闻的冷酷残杀呢?这大概也是德裔美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去耶路撒冷旁听纳粹党徒艾克曼(Adolf Eichmann)受审时,心里带的疑问。她惊讶地发现「艾克曼既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席上。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的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克曼所做的一切都来自遵从命令,顶多就是特别热心军阶晋升罢了,所以艾克曼形容自己只不过是「一座机器里的螺丝钉」。

「平庸之恶」错在放弃

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人类不需要是个什么大奸大恶之徒,也不需要暴力威迫,他只需要合作,一个平凡的人就可以成就难以想象难以言传的邪恶。「真正困扰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朋友的行为。持续一生的友谊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摧毁,就因为害怕错失了加入历史的潮流。他们只是在纳粹的威势面前失去了自己下判断的能力。」(Hannah Arendt《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很多学者形容纳粹的罪行是史无前例的「极端之恶」(Radical Evil),其规模其内涵超出了人类想象力的边界。而汉纳‧鄂伦独到之处,就是指出即使邪恶如纳粹,到底也是个在地上行走的机器,是个人类零件组成的组织和机构。而人之所以会附和它甚至加入它,只是因为受到诱惑,只是不想与他人不同,只是想做个乖乖听话的「好人」,此乃「平庸之恶」。正是因为这个「平凡之恶」的观点,我们可以讨论在独裁专制的政权底下,个人的道德责任问题。去逼问当年的德国人何以不反抗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反省巨大的邪恶是如何由每一个人不经意的每一步逐渐积累而成。纳粹党卫军不都是痛下决心要做凶手的,他们可能平凡如你我,他们甚至可以是个熟读康德知书达礼的「好人」,他们只是渐渐地交出了判断的能力。

因此我们可以拿日本与德国相提并论,因为在二战期间,它们的社会都是极权主义盛行,「平庸之恶」浸淫了整个国度。服部弥一是个好人,小津安二郎也是个温情脉脉的谦谦君子,但是他们都在那一刻交出了自己思考「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能力。

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其实是建立在天皇制上的一种社会制度,以神格人身的天皇为中心,由上而下一层层地构成了整个国家的秩序。在这个秩序里面,个人没有自主的自由可言,他的行动完全是上级替他规定的。因此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称之为「不负责任的体系」。可是得注意这套秩序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什么日本民族性,而是明治维新之后才透过各种文宣教育手段建立起来的新事物。如果要日本人彻底接受战争责任,就得揭穿天皇制的神话,使得大家重新认识到那部大机器里的小零件,到底是个有自省能力可以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对于推说「我也是个被国家欺骗的受害者」或者「我只是奉命行事」的人,必须像对错愕的艾克曼一样,指出他埋没理性终于与邪恶合作的历程。

配合冷战日皇逃过战争罪责

可是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国指挥部,却为了即将开展的冷战,选择保存日本「国体」和社会稳定,不去触碰天皇制的核心,一方面免去了裕仁天皇的罪责,将首相东条英机列为A级战犯;另一方面则努力让日本国民感到自己也是无辜的受害人,被政府的宣传所骗。于是非常诡异地,曾经有一半人口驻在海外的日本,却从未大规模和系统地反省自己殖民海外的经历,彷佛它从来不曾是个殖民帝国。一切罪责,全在那极少数的战犯身上。而直至今日,发表过《人间宣言》的日本不只没有动摇过天皇的无上地位,他的神圣价值甚至死灰复燃,再次成为右翼尊奉的对象。顺带一提,近日很多人谈论的《菊花与刀》,本来是人类学家潘乃德(RuthBenedict)战时为美国官方写作的「敌情分析」。她认为天皇在日本是个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政治的神圣领袖,超出了价值批判的范围,受人尊重但不一定与战责相关。战后美国统治当局保持了天皇制,理据之一就是这位人类学家的分析,尽管她不懂日文也未曾到过日本。

1967年5月30日一位叫做许恭生的清华大学学生在校园内逃跑的时候不慎绊倒,他的同学们立刻上前用自制的长矛对着他乱刺,他身上被刺中二十多处,腿股动脉和肝脏破裂之后死亡。几分钟前,他的另一位同学卞雨林因为中了涂上氯化钾的箭矢死去。这两人都是文革期间著名的清华大学「百日武斗」受害者,杀他们的人和他们一样,是全国最高学府的精英,天子门生。为什么一个纯良的学生会变成乱了性的凶徒呢?最近有人常说除了日本以外,中国政府也要反省,也要承担历史责任。其实要反省的,又何止政府,除非我们真的相信过去几十年来的罪孽只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几个人」的错误,其他人不是受骗,失了心疯,就是「大机器里的小零件」。

【来源:明报-笔阵】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