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香港的政治人才在哪里?

——培育人才下放权力香港应设区政局(二之一)

当曾荫权说自己的职业是「政治家」时,他是幸运的,也实在是幸福的。因为政治家这个行业在香港,是一个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要怎么干、也没有人知道要如何入行的特种事业。要当律师,我知道要读书考试兼实习;要当教授,我知道要有学位加上学术出版;想经商,纵然没有直线大路,但起码我见过无数真人示范。唯独是从政,是一条没有「生涯路线」(careerpath)的缥缈迷径。去考公务员?据说那其实不算从政,因为公务员是政治中立的行政人员。加入政党?眼见许多耗了20年仍在带阿婆行山的区议员白了少年头,居然还叫少壮派;这又怎是光明大道?

大陆有小学生作文会表白我的志愿是当国家主席,大了之后真想如愿还能入党一步步干起再碰碰运气。台湾的小孩想当总统,老师们也真能为他指点个大概方向。但香港的小朋友长大之后如果要做特首,谁能说清楚门道在哪里?是要先有个雄厚的家族背景吗?是要迂回地先在商界打响名号再广结善缘吗?还是一门心思念好书投考政府公务员呢?在香港如果想要从政,其门径比起在大陆还要不稳定还要不透明,直如蜀道之难。

所谓的「香港缺乏政治人才」,其根本问题在于应该是要搞政治的政党一直摸不上执政施政的边,而实际上是在搞政治的公务员则在殖民体制底下被训练成公共行政人员。连从政是什么意思都弄不清楚,要找政治人才岂不是缘木求鱼?过去这么多年来,「政治」二字在香港即使不是脏话也是禁忌。传媒动不动就把议员叫做「政客」,而常被称为政客的立法会议员偶尔又会跑出来批评议会「太政治化」,最妙的是前特首董建华居然也自称「不是来搞政治」的。直到如今,我们却赫然发现香港的政治人才原来不够。

要发掘和培养政治人才,首先要有可以实践理念可以磨练技巧的平台,这些平台组成了比较清楚的路径,让从政者经过考验步步爬升,一展宏图。因此,民建联提出了要在问责局长底下加设政务助理,而曾荫权听了之后则首肯促销。这个构思的长短,论者已多,毋庸我在此赘言。但我想强调的是,在一个不民主(没有民选政府)不健全(四不像的问责制)的体制之内,谁有资格去做政务助理?政府和局长们又凭什么去挑选政务助理?没有公开和合理的选拔标准,政务助理的任命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充满了人治的随意性。香港市民凭什么要以公帑和自己的幸福为赌注,去为政党培育接班人呢?坦白说,这实在只是一种因为没有民选政府而畸形发展出来的奇怪念头。

说到政党的接班问题,我们不得不回顾1999年政府废除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这个动作的影响。当时政府为了要改变区议会、市政局和立法会这三级议会的臃肿架构,迅速拔除中间层的两个议会,结果使得各个政党的下车议员无处安身,造成不少政治后遗症。其中一个效果就是让很多政党的「第二梯队」失去了平台,从一个可以掌握相当资源分布和制订局部政策的市政局,掉回往往只具咨询功能且作为不大经费不多的区议会。缺了中间这么一个施展身手和学习经验的舞台和阶梯,「第二梯队」的从政道路不只少了让人认识的窗口,也少了充实从政经验的机会。

这些第二梯队分别从两个市政局回到散布全港的18个区议会,工作的内容贫乏了,接触的面积窄小了。要他们出来选立法会,面对的是突然骤增的政策范围和一大批自己不曾接触过的选民。再加上区议会选举的选区分布方式,使得他们更是要从一个原本已经够小的区里的几条街道几座楼宇,突然跳到一个像港岛那么大的地方里竞争几个议席。昨天还在为一个屋的街坊争取巴士站兴建上盖,今天却要对上百万选民解释自己的经济政策,其难度可想而知。

至于立法会选举的地区直选安排,其实也相当可笑。5个选区和它们产生的代表之间,不必要有什么必然联系。一个「新界东」的代表议员可以很努力地做好地区工作;也可以只是选举时开支票,上了船就做自己的神仙去也。如果因此得罪了新界东的选民,而4年之后他们又居然记得,下届换个选区就是了。所以立法会直选议席的那5个区,只是一个专为选举设计的权宜方便罢了,没有多少实质内容,议员也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地区代表而已。因此,一个声誉全港街知巷闻的候选人,可以空降下来轻轻松松打胜一个拥有政党背景耕耘地区多年的「少壮派」。由此可见,对于政党而言,区议会实在算不上意义重大的平台。再加上它的作用有限,空间范围太小,政府可以对之爱理不理。曾荫权既然知道什么是政治家,能不能对这批区议员讲解一下他们该走的道路呢?

【来源:明报-笔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