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让市民对自己吃的鱼负责

牛有疯牛症,鸡有禽流感,猪有链球菌,鱼则有孔雀石绿;终于快到大闸蟹出场了,台湾却先行沦陷,如此看来,离香港人吃蟹出问题的时候还会远吗?其实照着应节食品出炉的时序推想,我们还可以把内地生产的月饼、冬令时分的腊味和春节上市的糖果零食一一列入观察名单,等着它们出事,等着周一岳局长出来解画兼表演大嘴神仙肚。只是这么吃下去,不只周局长或其他官员的体重会不断上升,恐怕周局长背上的包袱也会不断增加,届时他还有政治能量去闯医疗体系改革这个大难关吗?于是政府可能会怀念起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还没有被砍掉的老好日子,如果有这两个民选议会和辖下部门分担保证食品卫生的重任,今天特首岂不是能够抱手说风凉话:「唉呀,怎么各位议员这么不小心呢?吃坏了市民的身子,我们很心痛呀。」特区政府不断集中权力的结果,自然就是变了超级大箭靶,一不小心就连游泳池发现粪便都成为政治事件。

当然我们都了解食物安全本来就是政治事务,因为在现代社会里面,人民都预期他们的饮食安全是政府的责任。而且一个集中的饮食安全监察部门也会比分散资源在不同机构上更为有效,要不然欧洲各国也不会在食品问题频发的上世纪90年代之后,纷纷重组和成立专责食品安全的部门了。因此,香港也有人建议成立食品安全局,好明确权责,更有效地监控食物健康。

但是仔细研究这一阵子的舆论,却不难发现有些被忽略或者被边缘化的重要课题。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食物的检查和流通的控制之上,却很少有人去问「食物到底是如何生产的」和「市民如何感知食物危机」这些根源问题。陈婉娴议员提出要重振本地渔农业,可说是一个从根处解决危机的方法之一,但是被大部分人当作是违反时代潮流和经济转型方向的天方夜谭,迅速地消失在报端之中。

在香港本地生产日用食品是个应该得到更严肃关注的课题,但也不一定就是万病可解的灵丹妙药。原因很简单,在整体环境质量恶化,各种食物生产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形底下,我们根本不能一劳永逸地保证什么东西吃了不会出状况。就以基因食品为例,这种技术会不会带来灾害,如果会的话其灾害程度有多大,争论至今仍然没有定见。所以就算鱼米果菜统统由本地出产,又有谁能确定那些种子该不该经过基因改造呢?正如当年英国养牛的牧人又怎么知道他们用的饲料会喂出疯牛症?养鸡的商人又如何晓得鸡场的拥挤会使得鸡蛋受到沙门氏菌的污染呢?我们早就进入了「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我们使用的技术不知在哪一天会带来当初料想不到的灾难「副作用」,没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零风险的。

所以风险不是一项客观存在的东西,而是我们看事情的方法。我们不应该把出问题的食品当作要对付处理的个别对象,而是要带着怀疑的眼光假设一切食品都有潜在的风险。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探讨风险的意义。说到风险的意义,一般百姓和专家的看法是有分别的。专家关心的是样本鱼身上的孔雀石绿有没有超标?标准怎么定?测量如何做?一般人关心的却只是能不能吃鱼。当危机出现的时候,市民想知道的是吃鱼会不会致癌,对他们而言孔雀石绿就是样坏东西。你从专家的角度告诉他们测试结果不超标,是否就能尽释疑虑呢?

市民的恐慌源于无知,源于他们不是专家,而他们一向以为那些很专业的判断是只属于专家的。所以「风险沟通」一直很强调教育,强调专家要把有关知识从上往下地普及开去。在食物安全这种事情上,政府单位就是那个应该拥有大量最专业的专家,可以下最权威判断,可以负责地开导市民的机构。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不仅仅是科学专业之内不会完全没有争论,更因为政府本身的官僚结构会让它的教育失效。最恶劣的情莫过于官员站出来吃牛吃鸡叫大家放心,最后牛和鸡却被证实果然有事。到了这一步,人民就会彻底失去信心,一场动摇国本的政治风暴于焉爆发。

这类 情近年来在世界各地可谓屡见不鲜,原因就是风险社会学大师贝克(Ulrich Beck)所说的,现代官僚体制已经发展到一个没办法处理任何风险的程度了。首先,官僚组成的科层体系分工细密,组织庞大,每一个专家或官员都只负责狭小的事务范围,在人民要求明快肯定的答案时,没有人能够迅速反应。而且这种复杂科层结构还会导致责任模糊,原来为了加快效率形成的体制反而成了迟缓的大机器。上层官员如果急于在机器还没完全转过来时快速反应,很容易就会出事。

我们在淡水鱼含孔雀石绿和猪肉感染链球菌的事件里面,看见有关部门慢三拍的动作和响应;看见当局应该明快决断地禁止食品入口的时候,却要等候内地部门配合。很多论者指出这是中港官员沟通的问题,香港政府唯恐破坏与内地的关系。其实这不只是怕不怕得罪内地政府的个别政治判断问题,还是官僚科层组织的内在问题。在成熟的科层组织里面,任何决定必将基于足够而且准确的信息。但信息从一层到另一层的流动,却要讲究在「适当」的时机告知给「适当」的对象,稍有差错就会乱了套。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从官员发现媒体的报道开始,到自己派人搜集样本检验,再到向内地政府查询,再到内地部门层层下压查明真相……,这是多大的一个圈子。每个环节都要依足规则

的话,反应如何不慢,市民如何能不急?效率和正确往往是矛盾的,当政府一接到国家质检总局的通知,快马公布及格鱼场名单,却又发生了名单上半数鱼场不复存在的闹剧。如果政府很负责任地派员上去亲自检查,这份名单岂不又要进入另一次循环,再次回到内地官僚体系之中层层复核?对科层组织来讲,科学专业地分析食物安全和迅速响应人民的忧虑是很难找到完美平衡的。

由于没有能够彻底消除风险的机制,我们该做的就是怎样避免食物风险变成信心危机,单靠政府和专家的公众教育是不够的。许多国家愈来愈认识到,和人民分享权力是一种避免危机恶化的方法。分享权力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公众的「知权」,另一个是公众的参与权。所谓知权,其原则就是人民有权得到关于影响他们健康的事物的信息,让百姓享受足够的信息,以便自行判断要吃什么和不吃什么。其实践方式之一是仿效美国政府,列出各种有害物质目录,不只要以各种渠道公布,还要辅以充分的教育让大家善于利用。第二种也是更具体的办法,就是一套完整的标签制度。标签不只是质优食品的保证,它也是在政府和专家无法确定风险时让人民自行判断的方式。例如特区政府至今拒绝为食品加上的「基因改造标识」,就是一种能够扩大公民知的权力,防止信心危机的好方法。

至于参与的权力,就是把集中在政府专家体系之内的食物安检责任释放给更多非政府部门。在这方面,同样有很多国家以资助的形式,赋予一些民间团体更大的能力,让它们参与监测食品安全的任务;也让它们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有更大的发言权。这和本地除了政府就是业界的二元状态极为不同。就算我们的学术界有能力,也没有很好地被调动进一个系统的监测和决策过程。像消费者委员会这种机构却又有资源的限制,无法做到大规模的食品检查测试。

如果要市民吃得放心,要点还是分权,让他们有机会认识自己的食物,有能力决定自己该把什么放进嘴里。

【来源:明报-笔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