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民主社会需要一个怎样的港台

几乎没有人会否定香港必将迈向全面普选行政长官及立法会议员的目标,也几乎没有人会否定香港的民主条件是需要建设和保障的。然而这么多年以来,什么叫做民主的条件,怎么衡量那些条件的成熟与否,却始终没有太多人深入地去认真探讨。当大家都把目光放在政改方案的时候,香港电台举办了第一次公众咨询大会,港台的编辑独立性再次成为争论焦点。政改与港台的独立性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则大有关系,这里牵涉到的正是民主的条件问题。

为什么报纸和杂志等印刷品可以享受邮寄的优惠?这个国际惯例和传统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这要追溯到19世纪初期,当时的美国政坛曾经对民主和邮政服务的关系有热切的讨论。在那个没有电讯传播技术的年代,邮寄就是跨地域沟通的唯一方式,而报纸与杂志则是报道新闻与表达意见的唯一大众媒体。要实施有力且健全的民主政治,完整的新闻和公民间各种意见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美国不只在短短数十年间大力提高了人均享有邮局的比例,让每一个美国人都能尽量平均地尽速地得到邮寄品,同时还给了报纸和「报道艺术、科学与其他一切有利于人类知识成长」的杂志特别的邮寄优惠。这种优惠扩展到包括商品广告和目录等一切印刷品,是多年之后的事了。到了1917年,苏联政权成立,它在其他国家大力发展横向的电讯基建时,却着力于铺设无线电广播网和公众空间的扬声器,目的自然是为了能够把中央的声音由上往下统一地发放到全国各个角落。所以苏联的电话及程度要比欧洲其他地区慢了好几步。

举这两个例子,为的是说明政府与传播沟通的关系,早年的美国政府资助报章杂志的邮寄是为了使它的政体更成熟,苏联大举铺设喇叭和广播发射站也是为其政体服务。在这两个例子里面,沟通与传播都是一种促进政体类型的条件。哪一种更能有利于民主,看来就不用我多说了。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公共广播机构,用那么多的公帑去支持它呢?特别是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盛行,所有公共服务最好全都私营化,因此全球各地公营广播机构相继衰落的时代?其实徐四民在港台那场咨询大会里的发言正好无意中点出了要害,他说所有的传媒都有老板,哪有传媒机构可以不听老板的话呢?并以他自己的《镜报》为例,强调《镜报》一定要跟他的意思走。诚然,所有的传媒都有老板,但传媒机构是否一定就要满足老板呢?恐怕未必。家族企业《华盛顿邮报》有个媒体评论专栏,里面不时有尖锐批评自己母公司违背了新闻原则的文章,但老板们明白这种批判精神正是自己希望自己的报纸拥有的特质,也只好沮丧地接受。《镜报》和《华邮》比起来,哪一份更有公信力?哪一份更有影响力?也是不用我赘言的。

新闻业一向标榜独立,所谓的「独立」包括的就是《华邮》这种编辑独立,股东不轻言介入内容编采的方向,编辑敢于向老板说不。可惜近年来的商业化浪潮已经严重挫折了这种独立精神,广告部和营业部门对报刊内容享有愈来愈大的发言权,媒体老板也愈来愈把媒体当成个人的玩具。如今的新闻自由已经变成几个老板的自由了。不独香港如是,即使是一些享负盛名的国际传媒机构也有同样的趋势;再加上媒体行业之间的并购规模愈来愈大,现在几乎几个财团就控制了全球一半的媒体行业。

在这种情底下,很多不利于大财团和政府的意见不见了,关乎公众利益但没有商业价值的新闻被边缘化了,一些边缘社群和被压迫人民的声音消失了,不合主流传媒意识形态框框的看法则被妖魔化了。这是一种适合民主发展的媒体环境吗?当然不。所以我们对于一个编采独立的公共广播机构的仰赖,不是比以前更少,而是更多。我们应该期盼为了一个更民主的社会,要有一个公共传媒能够把所有公民应该知道,合乎公共利益的消息揭露出来;提供一个平台让各种意见交流撞击,尤其是那些商业媒体不去呈现的非主流声音;替公民装备必要的知识,然后刺激起关乎整个社会走向的重大辩论。

那么,现在的港台达到了这些期望吗?很可惜,没有。这么多年以来,所有关于港台的辩论都粗糙地呈现为两极对立,凡是支持它的就是支持言论自由,凡是反对它的就是反对言论自由。而它是否仍然享有充分编辑自由,享有充分言论自由的标杆就是看它还敢不敢骂政府;敢骂就是自主,不敢骂就是不自主;骂得多就是自由,骂得少就是不自由了。然而,在这些辩论底下被掩盖的是港台机构文化的老化和官僚,被这些辩论扭曲的是它不只没有挑战商业媒体的主流价值,反而与之亦步亦趋的倾向。

今天的港台不只不去刺激起重要的公众辩论,反而尽量避免争论。以前年的「斌仔事件」为例,本来这件事除了可以唤醒大家注意瘫痪病人的处境外,还可以带起香港社会一直回避的安乐死议题。但是在港台熟练的DJ文化处理下,整件事又变成了一项群星献爱心式的眽眽温情大展演。近日其他大家应该关注的道德议题和社会事件,如应否推出反性倾向歧视法和世贸会议正反两面的问题上,港台同样轻轻地放过一边。

所以如此,是因为港台被人骂怕了。它和所有其他传媒机构最大的不同是当其他人乐于引起注意,甚至不惜以各种手法「博出位」的时候,它则反其道而行,尽其可能地避开争议。当所有传媒都在不顾风险追求创新的时候,港台最大的原则似乎就是不要犯错;而不犯错的意思就是不要收到听众来信教训主持人,不要在报上看到说它不公平的文章。简单地说,就是要保险。当然,许多港台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公务员这个条件,也有助于造成这种倾向。

因此,港台的许多节目许多活动不只不去质疑主流商业文化,不去突出平常被压抑的边缘文化,反倒复制了香港主流商业文化的价值。且以近年备受争论的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为例,以一家公营广播机构的身分,它能不能在肯定最受市场欢迎的流行歌曲的同时,也设立奖项去表扬香港的古典乐手、传统戏曲和现代音乐作曲家,而不是把它们都推到真正小众的第四台呢?平情而论,在鼓励新进原创音乐的成就上,连以商业为名的商业电台都要比它大。光看这一年一度的流行乐坛「盛事」,你实在分不出港台与无线电视的分别。再说「十本好书」的评选,虽是其他传媒不屑为之的文化活动,但它又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资源去做一个认认真真的年度书奖,鼓励华文世界的优秀作者与出版社呢?港台只是十年如一日地继续依赖香港的主流「名人文化」心态,拼凑出一份名人书单,这是BBC等港台向往的公共传媒会做的事吗?

说到底,港台实在太需要名人们的支持了。因为身为一个公营广播机构,它不能依靠商业指标去判断自己的表现,它得靠口碑。而所谓口碑,在香港指的无非就是一批有地盘有影响力的名人的意见。每当港台遇到风波,它就可以靠着平日厚植的名人关系在专栏上发言力挺。长此以往,一个本来应该以发掘香港社会新生力量,介绍商业媒体忽视的另类观点为己任的公营传媒,又怎能不变成另一把主流价值的传声筒呢?

【来源:明报-笔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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