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人家都要被烧死了,我们还在看戏

——「和世界站在一起」二之一)

胡应湘把游行说成是一种「暴民政治」,立刻就遭到四面扔来的砖头和石块,说他侮辱了游行的意义,也侮辱了香港人。大家都说游行是一种正常的意见表达方式,又说香港人的示威游行是世界上最理性最守法的了。这种话我也说过,并且还以张虹导演的《七月》为例。其中一个经典场面就是在第一次七一大游行的现场,有一条街道上挤满了人,等待出发的群众无奈地枯站在警方架起的警戒线后,烈日当空,其苦可想而知,但没有人愿意越雷池半步。终于,有一个男子穿过了绳索向警员的方向迈步,警方紧张起来急忙喝止。原来那个男子只是喝完了饮料,身边又没有垃圾桶,所以只好越过警察防线去路口的垃圾桶把空罐丢掉。

这一段影片简直可以成为香港人的典型形象,讲礼貌守秩序,即使是在满怀怒火要上街宣泄的情况底下,即使要苦苦守在道旁顶着烈阳几小时,我们还是记得垃圾要放在垃圾桶里,为此我们才被迫做了那么一点违反警方指示的小「坏事」。自从2003年的七一游行之后,「理性」二字就成了香港民主运动的标准自述用语。正如所有研究集体行动的人都知道的,集体行动会赋予参与者一种身分认同感,不仅让他们更团结,而且还带来一种更新的集体身分。去过这趟游行的,大都会同意「我们香港人追求民主的心意坚决,但是行动起来很理性」这句话吧。于是「理性」就成了香港人之所以为香港人的指标,也成了我们衡量一切游行是好是坏的标准了。

但是我很少在公开场合提起《七月》这部「直接电影」其实还有另一段令人难忘的画面。那是同一天游行的尾声,一群打着鼓载歌载舞的青年离开了预定路线,继续在大街上蹦跳唱歌。这回警察可不手软了,一上来马上抓人。场面顿时混乱起来,你推我撞,「警察打人呀!」、「你哋冷静啲」之声不绝。结局是一个青年给带回警署,其他人在外等候。

这群青年的确是走到了不在原定路线的街上,但他们伤害到谁了呢?他们堵塞了交通,打烂了沿街的橱窗吗?没有。他们只是歌唱,只是跳舞。不过,在以机械地叫口号,列队走路为主流的香港示威文化里,他们的行为就显得很不「理性」,很违反我们的集体认同了。其实在这个脉络底下,香港人所谓的「理性」只不过是守规矩而已。不规则地在街上跑步是不规矩的,所以也是不理性的;如果有人踩高跷或者滑板游行,那当然也是不规矩不理性的。万一(只是万一)有人用自焚的方式示威,那自然是理性的反面,是彻底疯狂的行为了。反过来,我们不知这些人为何示威,也不知他们为什么要用和我们不同的方式来示威,然后一棍子把他们都打成「反理性」的做法,却还是很「理性」的。

「南韩农民」这4个字在香港媒体的处理底下,已经成为「自焚」的同义词了。看过那么多有关的报道,甚至还有专程去南韩采访的,就是没办法令人搞清楚「全国农民连带」这个组织抗议的是什么,和世贸又有何关系,只知道他们有什么「战略」,「战绩」又如何辉煌。「全国农民连带」的代表为此还专程在上个月来香港开了记者招待会,想向香港人解释他们的苦衷。怎料记者们对彼邦农业的统计数字和农民生活的历史不大有兴趣,倒是在提问时间问人家「你们会不会自焚」,使得南韩农民的代表为之气结。

诚然,南韩农民的示威活动里有过自杀的纪录;我自己也不能认同这种示威方式;但是我们都不能否认自焚是一种世间最悲壮惨烈的示威手段。想想看,一个人要走到何种绝境,要背负了多大的仇恨和屈,要有多大的决心和意志,才能忍受那大火烧遍浑身上下的痛楚,慢慢致死的煎熬?任何有被火烧伤或者热水烫伤经验的人都应该问问自己。所以在人类抗争的历史中,自焚永远是明志和占据道德高地最有效也最极端的方式。越战时期那帧自焚僧人于烈焰中静坐的照片如此震撼人心,使人看后久久不能释怀,是因为一个自焚的人等于把抗议的对象推到了一个难以自辩的道德困境:人家为了反对你居然连自焚这招都用上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因此自焚是种拒绝对话停止沟通的终极抗议,真真正正地毫不理性。但是任何一个正常人看到这种惨烈的场面都不可能无动于中,不可能不同情,更不可能不带感慨地去轻轻问一声:「为什么?」有南韩农民自焚,就是为了让世人去问「为什么」,难道世界贸易组织就真的邪恶到这个境地吗?难道这些农民就真给它逼到无路可走了吗?为什么政府宣传广告里「陆叔」陈永陆告诉大家那个使我们「买嘢又抵,钱又赚多咗」的世贸,竟然值得一个人用最痛苦的方法去结束生命来抗议呢?

看来南韩农民实在不该在香港自焚,因为只有在我们这个举世最理性的城市里没人关心这些问题。除了生意是不是多了,购物的选择范围是不是大了之外,我们只关心世贸会议会不会变成一场香港电影式的街头动作片,而它的高潮又会不会是一场自焚show。

【来源:明报-笔阵】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