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用民主对抗风险

回顾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历史,实在有太多太多的技术意外,崩塌的水坝、外泄辐射的核电厂、污染水源的化工排放物……每一回意外都足以造成重大的人命损伤和环境破坏,每一回的意外除了人为疏忽之外,也包括了最早开放相关技术时料想不到的结果。

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技术风险的受害者都不是透过该等技术得到利益的人,而是被迫要生存在风险旁边的无辜百姓。

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当年印度波帕尔化工厂的污染事件,从那个工厂赚钱的是远在美国的一家电池公司,但被污染物毒害的却是当地平民。同样的道理,吉化厂的利润归于中石油公司,但它爆炸之后受害的则是数以千万计的松花江流域居民。这些例子说明的就是风险社会中风险分配不平等的状况。在现代科技成为主要生产力的时代,发明技术和使用技术乃至于藉此获益的,往往不是承担技术风险的那一批人,因此就产生了风险社会的阶级问题了。前风险社会的低下阶级分配到的财富最少,到了风险社会,他们分配到的风险却是最多的。

要怎么做才可以改善甚至解决这个问题呢?很多人提出公民的知情权,意思是重大技术危机发生的时候,负责单位要保持最高的透明度,好让受风险影响的百姓掌握充分信息,趋吉避凶。但这还只不过是亡羊补牢的作法而已,真正彻底的公民知情权应该要把应用相关技术的早期阶段也包括进来。例如一家化工厂的选址、建设和排污标准,都应该在最开头就让公民了解,知道它会不会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

再进一步就是,光有知情权还不够,公民对于技术风险还要有民主地参与决策的权力。

比方说,有公司为了排污和取得水源的便利,因此想把一座化工厂建在河水上游的边上;它是不是该让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居民,所有要靠这条河流生活的百姓知道它的计划呢?它是否应该公布建厂的相关细节,使公民们有机会评估自己生活将要面对的风险呢?

最后,政府是否应该提供一个咨询平台乃至于决策机制,让最容易承受风险的一群去对这个计划说不呢?我们为甚么要让一些企业有机会从一种技术上得利,却要让另一大批没办法在这里拿到任何好处的人去承担后果呢?中国早就步进了风险社会,阶级问题也不再只限于财富分配,还涉及到风险分配的不均。要建立和谐社会,就得还公民更大的知情权和决策权。

【来源:都市日报-兵器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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