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民主不是信仰民意不是数字

政改大戏结束了,但真正的反思工作其实现在才要开始。

令人意外的是刚刚「大胜」的泛民主派在对手还没开足火力和它打责任归属战前,就自己先陷入了「猎巫」诡局。主要的导火线当然是特首曾荫权那一番话,暗示25名民主派里起码有6个人是在最后一刻才背离政府,而且其中有一个是关键的「转话」人,另外5个则是政府要好好保护的「自己人」。这话出来之后,竟然有民主派大老不加驳斥,却反过来很配合地与记者们玩猜谜游戏,看看到底谁是那「神秘第六人」。于是什么梁耀忠的孩子在加拿大交不出学费等诸多流言都跑了出来,疑幻似真,传媒再加上一把力玩得不亦乐乎。

泛民主派数天前才捆绑成功,24人一条心地团结给大家看,怎能如此轻易地就被扯进这种离间分裂的游戏?曾荫权一句难以确证的话又怎能如此轻松地就挑起泛民主派和支持者们的内乱呢?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常讲的「道德高地」作祟。从政要讲良心讲原则,但说到底还是看行动和效果,既然除了刘千石之外,其他泛民主派议员已经以最实际的一票表达了态度,为什么现在还要追究谁是真心谁是假意?这岂不是把民主理念变成了宗教信仰,明明大家都受洗宣誓成了教徒,偏偏还要拷问到底有谁是掩良心来受洗?这种「猎巫」行动就是政治泛道德化的极致表现。

更不妙的是它和泛民主派曾经亲历其苦的「爱国论」互为镜像,同是香港近年来表态政治的血亲。去年的「爱国论」最惹人反感的地方,不是定义爱国的困难,而是它乃一种纯粹的诛心之论,动辄就质问对手的动机和用心。整场辩论恍若文革,一来就先给你扣上顶不爱国的帽子,逼你站在守势,只能百般辩白自己那外人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动机。结果就算大家学懂了五花八门的爱国方法和定义,真正的政策议题却严重失焦。

去年我刚接任电台烽烟节目主持时,曾在本报撰文对香港表态政治的兴盛表示忧虑。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把政治简化成立场站得对不对稳不稳的倾向,例如电台节目的主持人或者听众动辄质问从政者「唔好讲咁多废话,你而家究竟企系边一面?」。又如谭香文明明投票反对政府方案,还是难免被听众质疑其真正动机,怀疑她不够坚定。除了行动,我们该怎么样辨识一个从政者的意图呢?

在过去两个月里,这场关乎香港民主发展前途的重大辩论几乎丧失了它的公共面向,沦为传媒上演出的少数政治精英的交易闹剧,首先难辞其咎的就是特区政府,从第一号政改报告书开始,林瑞麟局长主持的咨询工作就不断地惹人非议,觉得它不够公开,咨询面太窄。怎料到了这第五份政改报告书,不只令人看不出它和前面4份报告书有何逻辑关系,甚至根本取消了公众咨询。关于政改的讨论直到这两个月才突然爆发许多新要求(如普选时间表),正正反映出以前4份报告书的咨询做得不透彻,没有准备好公众的参与。如今政府推动的方案失败,则反映了它没把市民放在工作重点。

政改争论的最后关头被认为是场民意战,但大家可还记得政府刚推出这个方案时,许仕仁司长说了什么?他特别强调要向议员「乞票」,这等于为推动政改的工程定了调,于是传媒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果真如其所愿,天天盯紧哪些议员会「企硬」哪些议员会「转话」,看看司长乞票乞得如何。政府没把方案带到市民的层面广纳意见(许司长去区议会向潜在既得利益阶层推销,算不上真正的公众参与),却在传媒目光的注视下做立法会议员的工作,换了你是可能「转话」的那个人,天天给人追问「转不转」,你还转得起来吗?等到最后一个礼拜,政府才开始面对市民,卖那迟来而单向的电视广告,当然是无力回天。

民意是否重要?民意当然重要。所以泛民主派才会动员游行,保守派才要征集签名。但是这么重要的民意,「护法」许崇德却可以说几万人也比不上三四个人掌握的真理,而泛民主派的议员则居然说被误导的民意可以不理。到底民意是什么东西?可以任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我们又见双方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动员民意、征募民意和测量民意,把香港人化约成一堆数字,再按各自的需要诠释利用,有时倚赖有时丢弃。双方都说要争取民意,但两个月间没有任何一方做过大规模的咨询,也没有开展任何系统且细致的民间讨论。有些学者如陈家洛等力倡公投表决,但他们想必也知道缺乏审议(deliberation)的投票无异于一种比较严肃的民意调查。终于,广大市民成了一群从政者角力的背景,一出悬疑猜谜剧的观众与看客。在这样的情形下,讨论谁赢谁输又有何意义?

政治要讲现实,不能变成一种唯心的信仰;民主也不能只是抽象地大谈聆听民意,却不去落实下来和公民们广泛讨论。但愿这回政改争论的落幕,是香港政治的真正序曲。

【来源:明报-笔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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