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我们下一代香港人——《弱水三千》出版缘起

如果今天香港真的衰微了,那么我们还得好好感谢这场盛大的殒落。因为在香港最光辉最繁荣的年代,几个人凑在一起搞出版社,绝对是种浪漫的自杀方式。在那个令许多人念其光华痛其褪色的年代里,我们这个城市是不看书的,或者看书但不敢承认,又或者在家里偷偷摸摸地读《尤里西斯》然后在地铁里要被迫拿着本《一分钟经理》,以免被人当作怪物般耻笑。

不看书,不敢看书,甚至耻于看书,这种城市性格侧面地突显了很多人都诟病过的另一种倾向:反智,而且是很字面意义上的反智,我们反对任何有智慧的人和事。脑子只要稍微转得复杂一点,就是深奥,就是沉闷。我们热爱旅行,但是所有的旅游地点最后都变成了「食、买、蒲」的背景;而电视旅游节目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画面,就是一帮帅哥靓女在镜头前齐摆胜利手势。我们不鼓励富商支持文化艺术,但是极度关注他们怎样为艺人(英文叫做Artist)置屋埋单。说起娱乐界,又不免想起黄家驹那句令人神伤的「香港只有娱乐界,没有乐坛。」诚然,你何时见过有记者去问汤‧汉斯:「你拍电影拍得这么好,甚么时候出唱片呢?」然而,我们的艺人却一定要走影、视、歌三栖的道路。专业这个字眼,看来我们有自己的一套定义。

这样的文化是怎么来的呢?不好说。但每次我见到一些位居高层的企业巨头和执传媒文化工业牛耳多年的大人物抱怨香港人没质素,说香港人一代不如一代,说香港已经被边缘化了,就忍不住想笑。这一代人常常自命精英,觉得整个香港的荣景都是他们制造的。但是他们怎么不想一想,他们口中的「下一代」是谁培养出来的,又是在甚么样子的社会环境底下长大的呢?这种社会环境的形成,他们敢说完全与自己无关吗?

这一代香港人中的精英陈冠中,在他非常自省非常犀利的《我们这一代香港人》一文里如是说:「我们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运气好到甚么地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怎么聪明,而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大环境在后面成就着我们」。「我这批人开始以为自己有多厉害、多灵活、多有才华了。我们不管那个行业都是很快就学会了,赚到了,认为自己了不起了,又转去做更赚钱的」。「在出道的1970和1980年代,我们在经济上尝到甜头,这成了路径依赖,导致我们的赚钱板斧、知识结构、国际观都是局部的、选择性的,还以为自己见多识广。」

这一代人还按着自己的样子,塑造了香港城市的特征。陈冠中又说:「没甚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我们自以为随机应变,甚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

在这样的心态指导之下,香港形成了标志性的即食文化;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中,我们不看书,除非是为了考试,或者有实时见效的用处。

很多人说香港太小,所以严肃的出版搞不起来,另类音乐的唱片卖得不好,剧场演出的上座率不高。其实这只是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且看人口数字,比起许多北欧国家,香港的七百万人并不算是小数目。但为甚么香港就是养不起一份可以自给自足的文化杂志,一家终年无休的爵士乐会馆呢?关键在于我们的人口虽然不少,但是大家的口味太过雷同。说到下班后的娱乐,我们第一个浮起的念头就是唱K,而且到了卡拉OK之后,大家都抢着唱同一首歌。毕竟,我们都是陈冠中所说的那一代人,或者他们的后裔。

因此问题不在人数的多寡、在于人群的类别、市场的区隔。曾经有朋友提出一个想法,他认为只要有一万人,这一万人会逛画展,会听音乐会,会买本地严肃作家的作品,我们的文化环境就会大为改观了。我不知道一万人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这种估算有多科学;但是我们都知道他说的这一万人其实是一个概念,是一群criticalmass,是一群决定性的少数。有这样的一群文化消费者,市场的面貌就能稍显多样,甚至可以达到一个临界点,让量变引起质变。这是很多年前谈过的话题了,恍如幻想,当时大家都还看不到出路。

可是就在这几年之间,也不知是沙士的后果,还是与七一有关,香港变了。乐坛多了一批标榜自己作曲自己演唱的实力派「创作歌手」,最大的电视台开始找一些过去肯定是毒药的文化人主持旅游节目介绍异国历史,据说连图书的销售数字都增加了许多。好像香港人在金融风暴、楼市崩塌之后开始怀疑自己,觉得自己似乎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么无敌,同时也对自己曾经拥抱的价值和口味感到不大足够不太满意。我们开始想要更多不同以往的东西。这个「我们」还是以前的香港人吗?

也是这几年,一个又一个的新团体诞生了,他们的立场观点不一,背后财源的大小有异。但是他们都很年轻,甚至以此自豪。转眼之间,他们有的建设了民间记者相聚的网站,有的深入基层投身社会运动,有的开起了沙龙智库,甚至还干脆加入政坛协助组党。他们是香港所不熟悉的陌生人,他们是下一代香港人。

有趣的是,一切变化不全来自新青年,就连「上一代」香港人也在自我改造,脱胎换骨地成了「下一代」。就举一个例子,规划师和建筑师都是香港地产主导的经济模式的既得利益者。海填得越多,旧区拆得越快,他们得到的好处才会更大。但是近年突然有一些建筑师和规划师跑出来反对填海,维护古迹,甚至卷起衣袖义务协助老区的街坊捍卫旧小区,而且其中不乏「上了岸」的「上一代」。

难道我们正在目睹香港的典范转移,香港人集体的世代交替?香港是不是正要变成另一代的香港?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我们几个朋友才会聚在一起,成立「上书局」。带着一点寄望,为了我们下一代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