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历史的狡诈——「防民」政制的恶果

自从特首曾荫权把「反对派」3个字送给泛民主派之后,各种各样把「泛民」重新定位为反对派的言论就陆续出笼了。可以想见这是政改方案被否决以后,要在未来一届议会选举打击泛民的第一步工程;先把它固在这个位置上,迫使他们采取守势。这种言文攻势当然是想将香港民主进程受阻的责任完全推给「泛民」,但是保守派乃至于中央政府难道不应该反躬自问,看看事情演变到如今这个地步,自己是否也有责任?所谓的「反对派」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保守派眼中不代表主流民意的24席反对派议员又为什么可以否决掉一个「十分理想」、「广孚众望」的方案呢?

从《基本法》的草拟阶段开始,主导香港政制设计的思路就是「防止失控」。所谓「失控」,具体地讲,就是让一些不是自己人的民主派坐大,影响了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掌控。强调行政主导,不立《政党法》,在区议会重新安设委任议席,以比例代表制选举立法会直选议席,除掉两个握有资源及实权的市政局,用800人组成的选委会选出特首等等,全都是为了防止失控,又或者干脆说是「防民」(提防民主派)。这等既违背民主政治潮流,也不符现代政治公平参与规则的设计,虽然影响广泛又深远,但服务的却是一时的政治目的,就是要限制民主派势力的增长。

有意思的是这些设计背后其实假设了民主派的声势必然会日益强大,似乎只要政权的民选成分增加,必定就有益于非自己人的民主派,而自己扶持的代理人是怎么样都斗不过他们的。然而政治是活生生的动态过程,其中总是充满机遇和意外,原先为了「防民」的设计到最后说不定会事与愿违,变成缚住自己的茧。

就以政改方案被否决一事来说,为什么这等议案需要立法会全体议员的三分之二通过呢?如果它只需要一半议员支持,政府提出的方案岂不早就顺利功成了吗?当然,世界各国但凡牵涉重大宪制改革的议案,都会要求格外严谨的程序审定议决,但在草拟这类宪法的时候,立法者还是会抱有一定的政治想法。在香港这个例子里面,当初的想法大概就是怕民主派会占去立法会的一半席次,可以方便地左右香港政制的变革。问题是从前做此设计时,草委们可能料不到几年下来民建联才是立法会第一大党,而泛民主派极其量也又不过占据了25席。这个对中央政府来讲本来最保守最安全的装置现在居然绊了自己的脚。

再看泛民主派在两个多月间的态度演变,从最初不强烈反对政府方案,只要求取消区议会委任议席,到最后非要普选时间表不可。各派人马之所以愈来愈硬,愈走愈团结,原因正正在于他们不是一个党派,而是很多个分支。假设25个泛民主派议员都是一个大党的成员,他们为了自身组织的壮大,为了第二、三梯队谋出路,极可能会接受一个妥协方案,而且也不用担心支持政府方案会有什么严重后果。但现实是民主党只不过是稍大的一个山头,此外,还有很多没什么组织负担但彼此竞争的小党派和个体户。在民主理念的大旗下,谁都怕自己要背上出卖民主的罪名,谁都负不起「转」的责任,于是互相以刀架颈共赴梁山,一起强硬地否决了政改方案。

为什么民主派形不成一个刚性组织?何以民主党搞了几年愈搞愈沉?除去内在的原因之外,外在的制度环境也相当重要。大家都知道以政党为从政途径,在香港是很没前途的。首先《基本法》就规定了特首不能有政党背景,排斥了政党染指行政权力的机会。然后在行政主导的前提下权力不多的立法会,还要用不利于大党发展却有助于小派分枝的比例代表制选出地方直选议席。试问民主党怎能壮大?泛民主派又怎样形成一支政党?

又正因为政党势弱,陈日君主教、报社老板黎智英和普通市民陈方安生等有政治影响力,但不用付出实质政治成本的人物,才会成为牵着真正政治人物鼻子走的大老。他们3人「企硬」,赢的是清誉;民主党和45条关注组「企硬」,却要面对组织内部的压力和选票流失的危机。为什么领导泛民主派的不是正式下场参与游戏的政党,而是宗教和媒体的领袖呢?如果政府要找谈判对象,想影响博弈对手,是找专业政客容易?还是找主教与大亨容易呢?如今这个局面,难道不是我们的政制对政党百般打压重重设限的必然结果吗?

假如香港政制的设计对政党更友善,今天政府的主要对手就是必须顾及现实的专业政党,而非它把握不住的高人了。假如我们有《政党法》和对政党的补贴,立法会的直选议席又是由单议席单票制的方法产生,今天政府在立法会里面对的或许就是一个较少后顾之忧的大党,而非互相牵制的个人了。为了防止失控,为了遏阻民主党的坐大而设计出来的游戏规则,终于催生了自己口中的「反对派」,终于打断了自己的计划。世事难料,莫过于此。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

【来源:明报-笔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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