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教改怎样摧毁了自己

「改革」是所有领导人的「神奇字眼」。不论是从政的高官还是商界的总裁,一说要改革,是没有人会反对也没有人会置疑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政客都要打着改革的旗号上台,所有新到任的老总也都喜欢把改革挂在嘴上。启蒙运动之后的进步史观已经深入日常生活的骨髓,凡改革就代表进步(当然进步一定是好事),凡反对改革的必然就是反动保守。在我们这个时代,改革甚至成为任何组织维续自身合法性的不二法门。重点不在到底有什么要改,也不在改革的方法等内容问题,而在于改革这个动作和姿态本身。政府机器也好,商业机构也好,如果不透过改革的形式动作,就很难保障自己的权威,也很难维持组织的更新。

教育是所有公共事务领域里面最多市民接触过,也接触得最深入的。因此关于能源政策,可能有人没话说;就算是医疗,总也有人自觉只要不去公立医院,就与己无关;但若是说到教育,则每个人都可轻易翻出10多年的旧帐来算。所以教育改革是世界各地的政府在过去20年来最热中的一种政策改革。

有趣的是,几乎所有人谈到教育都没多少好话,多半就回想起自己少年时代的经历,然后用一句「填鸭式教育」总结那段时光的不满与感慨。不论是这种教育方式的得益者还是受害者,莫不如此。故此,当香港在7年前开始大力倡导教改的时候,除了少数学者和前线人员之外,大部分市民都以「用家」的身分拍手叫好。于是在当年的教统会主席梁锦松领导下,一场由「下」(例如学生的家长)而上的文革式造势运动才发动得起来。

终于到了今天,我们要好好停下来思考教改功过,不能再被改革的无敌姿态迷惑,也不能再让个人主观的教育经历主导客观的现实认识。回顾6年来的教改历程,尽管各类政策文件和报告可以装满一箩筐,但其精髓就在几个口号之上,例如「乐善勇敢」、「求学不是求分数」。它们表达的意思就是求学不该再是被动地吸收,还要主动地发展学习的兴趣与能力。这个意思单纯有力,从右翼的观点看是符合了知识经济的大潮,与其令学生吸收固定的知识,不如让他们发展出终身学习的本钱,将来可以不停转行;从左翼的观点看,则可说是打破了校园里的知识灌输,学生们可以更批判地自主学习,不囿于单纯地求取高分(当然这又是表面的印象,日后我们可以再讨论教改背后的新右翼议程)。

问题是过去评断教育成败的方法无非就是看考试成绩;现在教改把目标设定为在考试机器之外,还要打造一批既能自主学习、独立思考还要有通识能力的理想学生;我们除了考试,还有什么办法去估量一连串来得又急又密的教改手段,是不是真能产生这种理想学生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改革无十年难见其功,但所有推动改革的人均须在旦夕之间得到回报和政绩,又那等得及那么长的时间?

由于看不到最终成果,要保证教改有效的方法就得是严控生产过程了。所以这几年下来,教改工程最令老师和学校苦不堪言的,就是这等教育过程的品管控制了。要老师们考语文基准试,接受五花八门的再培训,这是为了保证生产工具的质素「达标」。评核学校的管理架构,这是为了保证生产程序的效率。要家长多点和学校互动,这是要让「消费者」满意。除此之外,虽然教改工程也有提倡释放更多空间给教师的言论,但实质上却比以往多了更多更细致的监测技术,保证老师们跟足教改蓝图。正是这许多五花八门的品管工作,使得教改成为学校和教室的压力来源。

贯穿这些工作的主导精神,主要是以一些很时髦很耀目的管理术语来包装的。这又是当代政府改造和政策改革潮流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充斥许多源自商业管理的流行字眼和概念,以示主事者跟得上世界趋势,又能让人民觉得改革果然切时,甚至还很有前瞻性。在这样的教改潮流底下,就很难怪有些学校会去申请ISO9002认证了。这些取得认证的学校就像近年珠三角的工厂一样,很骄傲地在大门处钉块牌子展示自己的信誉。我们都知道,这块牌子可以说明校务处在电话声响数秒后就有人接听,可以说明学生的投诉不用多少个工作天就会得到回复,但它还是说明不了从这个大门走出来的学生,是否就是那个我们想象中「乐善勇敢」的理想学生。

教改工程的推动者,相信种种源自商业管理的手段可以直接应用在教育的生产程序上。但是估量任何一家私人企业的方法,绝对不是看它的领导人有多会说话,有多懂商管理论,而是看它的业绩。然而教改的最终业绩就如前面所说的,是种抽象的理想,它既不能用传统的考试显示出来,又还没有更合理的方式评核,单单严控教育过程有用吗?

很多人批评前线教师不堪教改压力上街游行,是种顽固反动的保守态度。这种评论一方面把教师当成自己心目中那种老旧填鸭教育的罪魁和捍卫者,另一方面把整个庞大而繁复的教改工程简化为那几个最响亮动人的口号,因此以为教改必然正确,有错顶多就错在一些技术细节上罢了,而老师们是不应该违逆时代潮流的。被忽略掉的是为了实现那些一喊出来没人反对的高远目标,教改工程里到底包含了多少沉重的品管程序。

教改的目的似乎是一种更人性更自由的教育成果,但推动教改的人却不知道怎么达成这种目标,于是制造出最不人性化也最不自由的教学环境。

改革往往就像一条贪婪的蛇,自己吞噬了自己。这是很多政府改革都经历过的悲剧。香港教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换来的将是公共行政学上另一个显著的案例。阻碍改革推动改革的,不必是别的什么,往往就是改革本身。

【来源:明报-笔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