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间谍的处境

如果我只能看一个间谍小说家的作品,那必定就是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因为他写的不只是精密曲折引人入胜的间谍故事,还是人在间谍处境的表现与变形。什么叫间谍的处境呢?试想一个埋伏在敌方阵营十多年的间谍,每天要和同事开会研究怎样对付真正的自己人,午餐在饭馆里与熟识的朋友瞎聊扯淡,晚上临睡之前要去女儿的床前吻一下她的额头;然而却没有任何人,包括他的至亲,知道他真正效忠的对象。

间谍的处境是一种异常的状态,所有人间社会最基本的价值都在此扭曲变形。信任变成一种最不可信的东西,看着身边人对自己的倚靠,一个间谍是会奸笑还是难受呢?背叛也不再是种绝对不可接受的罪恶了,因为他的背叛正是为了更大的忠诚。进而言之,所谓的终极忠诚也变得非常虚无漂渺,难道他就没有一刻怀疑过自己?难道他就不曾想要找个人吐露真相,卸下多年来纠缠在思绪与睡梦中的重担?

在勒卡雷的作品中,间谍处境其实是个大型实验室,他把各类身份不同背景不同的人像动物一样丢进去,看他们的肢体被拉长截短,看他们在火炉里头炙烤于冰库之中瑟缩,然后静静注视饱遭折磨之后的这些动物出神发狂,又或者沉默失语的状态。

史提芬.史匹堡拍的《慕尼黑》处理以巴问题这么敏感的题材,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薄窄的中线,不偏不倚。那就是强调「人性」,无论是巴勒斯坦的恐怖份子,还是以色列的特工,都是有家室有血肉的活人。又是如此一来,又要挨受批判力度不足的指责了。什么都升华到人性层面,那还有对错之分呢?巴游的恐怖袭击固然可恶,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迫害难道就是正义的吗?

其实「探讨人性」未必就得避开政治批判的锋芒,讲以巴问题要不偏向任何一方也不一定就得牺牲道德力量。勒卡雷在《The Little Drummer Girl》(中译《女鼓手》)一书中就作出了最佳示范。故事大纲很简单,说的是一个以色列特工引诱一名有左倾激进思想而且同情巴勒斯坦的英国女演员,把她吸收倒向以方阵营,要她「饰演」一个和巴勒斯坦恐怖组织成员勾搭上了的天真女子,再打进该组织的核心,使它彻底瓦解。本来根据评述推理和间谍小说的伦理铁律,我是不应该在读者还没看过这本书之前,就把故事说白道破的。但是我固执地相信,任何一部小说(即使是推理小说),如果事先说穿了结局就不再好看的话,那它肯定好极有限。因为它唯一吸引人的地方居然就是那不可揭穿的终点,一旦揭开,就像泄了气的气球,再也没有什么值得留连回味的东西了。可是《The Little Drummer Girl》绝对不是这种小说,它真正的力量全在故事推进的细节,也就是那座实验室里发生的戏剧。演员原本是最陈腔滥调的间谍比喻,但在勒卡雷那解剖刀般的笔下,却割出了最让人苦痛的内涵。那个英国女演员要假装自己有个恐怖份子情人,好博得整个组织的信任,问题是那个情人早就死在以色列特工手中了。于是她的以色列导师要像个导演似的带她入戏,做她的假想情人。在这个过程里面,她先是被诱导放弃自己的反以思想,再从头训练好投入更狂热的反以恐怖份子的角色。一个人历尽几次脱胎换骨的自我否定,受尽煎熬的她自只有疯狂的结局。而那个引领她的以色列特工,则因为教导工作干得太出色,把反对以色列的理由说得像是由衷而发,终于也入戏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可见间谍实在不是007,而是人性的极限状态。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