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是谁在干预谁?

自从一向以敢言著称的陈日君主教被教宗本笃十六世任命为枢机之后,关于天主教和政治是否走得太近的讨论又再次浮现了。除了大陆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批评这项任命,担心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和波兰的关系会在中国重演,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香港基本法教育协会会长梁美芬也指出香港天主教有变形为政治团体,走向「政教合一」之路的危险。这些言论针对的都是陈主教领导的香港天主教勇于议论政治,有宗教干涉政治,滥用宗教自由之虞。

先看看所谓「政教合一」的说法,一般受过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人都知道它指的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政府结构与教会组织完全重迭,二为一体的神权政治;另一种就是中世纪欧洲那种把信仰、婚姻与财产等私人领域交给天主教会,使教会拥有部分社会管辖权的状况。而「政教分离」指的就是脱离上述情况,使政治和宗教分离成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教会没有道德权利要求政治保障它的权威、利益和垄断地位,反过来政府也没有理由限制人民信仰某种宗教的自由,和介入教会宗教事务的权利。

西方现代化的一个重大侧面就是「俗世化」,意思是所有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都不再建立于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超验秩序」(transcend dental order)之上。婚姻之所以有效,不在于有教会的见证,而在于人间法律的契约;学术争论的胜负,不凭教义的解释,而靠理性和逻辑的判断。以往欧洲「政教合一」的经历,正是社会仍未俗世化,政府的权威要依赖和利用宗教的结果。

今天的梵蒂冈固然是个神权国家,但它所领导的天主教会在全球任何角落都只不过是俗世化社会底下的普通宗教组织罢了。例如香港,一对男女如果只在教堂行礼,却没有在婚姻注册处登记,是没有人会承认这是段婚姻关系的。一个盗贼就算向神父告解,并且获得原谅,但还是不可能逃过法律制裁的。由此可见,香港天主教会不只离「政教合一」甚远,而且香港也根本不可能出现「政教合一」的局面。梁美芬教授贵为大学学院副院长,却连基本常识都搞不清,实在令人遗憾。除非她自有别创一格的新学说,对「政教合一」另有独到之见。

至于刘柏年先生的评论,就很值得关心中梵关系的朋友留意了,因为他提到了天主教会在波兰共产党政府倒台过程中的角色。

自从西方世界开始俗世化过程之后,天主教会就经过了漫长而艰苦的适应与改变,由最初的断然拒绝到「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的正面开放,其中转变不可谓不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虽然普遍被认为是个保守派,又曾在现任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协助下压制过欧洲的政治神学家,和谴责拉丁美洲热烈投入政治运动的「解放神学」;但他本人却向来是普世人权和全球民主化的支持者。他对于宗教和民主政制之关系的看法,可归在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那一路,也就是认为信仰不只是俗世民主政治欲去之而后快的敌人,反而是民主政治得以稳定健全的条件。

1995年他第二次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就不断强调要改变的不只是压制人类自由的政治结构,还要有道德等「内在结构」的革命。他认为不单天主教信仰是民主政制的文化软件,天主教会更该是民主化的支持。因为民主是适合发展人类自由的制度,而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基本权利则是信仰的基础。从东欧、南韩直到菲律宾,天主教会在当地的民主化进程里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力,就算这不是在教宗指导之下发生的,至少也符合他的理念。

因为这个背景,天主教遂成了最令中国政府头痛的宗教之一。能把梵蒂冈这个台湾在欧洲的最后一个邦交国抢过来,固然甚妙;但要是让它大模斯样地进军中国,又不免寝食难安。如今向来声援香港民主运动的陈日君荣升枢机,又怎能不叫中国政府警惕呢?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教廷这一是为了反过来加重中梵谈判筹码的可能。

话说回头,中国政府根本应该检讨自己的宗教政策。陈日君主教驳斥刘柏年,说他的言论「自私」,正好点出了中国宗教政策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天主教会不同,主教不是他的领导,他也没有人事任免和财产分配的权力,其实权乃是落在刘柏年这等平凡信徒的手上。设若中梵成功建交,中国天主教会也加入了全球天主教会的结构,刘柏年可能就会成了一名平凡的教友,搞不好陈日君枢机还当了他的「领导」。在公在私,刘柏年当然不快。

问题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要透过宗教局去管理体制如此独特的爱国教会呢?如果说陈日君发表政治评论就是宗教干预政治,那么由官方直接掌控教会又算是什么呢?任命宗教领袖当政协代表又当如何理解呢?假如一个宗教组织批评政府就算「政教合一」,那么一个宗教权威来自政治权威的教会又是不是「政教合一」呢?要是中国政府真的害怕天主教的政治影响力,它就必须理解在地下教会日益壮大的今天,它的政策反而把「宗教自由」这四个字送给了别人当武器,使得争取宗教自由与争取民主变成了坚实的盟友。

【来源:明报-笔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