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香港不是创意的天堂

大家最近都很关心香港会不会被「边缘化」的问题,害怕像物流这样的传统优势产业在深圳的激烈竞争下,渐渐失去光芒;就算金融服务业吧,北京和上海也在迅速崛起,香港还能领先多久呢?所以很多人说香港得在保持固有的强势之余,还得大胆创新,试试其他玩意,比方说创意产业。

可是回头看看香港人一直引以自豪的传统价值,或许会发现它们和创新是有矛盾的。比方说我们一直夸耀自己的「快」:信息流通的速度很高,办事的效率很惊人,遇到问题的反应很实时。我们一向以为香港的快就是灵活,能变通;但是我们却没有发现所谓的快速与变通,其实是矛盾的。因为反应快可能是保守的表现,而变通是得花时间的。

最近在看一堆谈创意的书,其中一本是前年和去年的畅销书,叫做《梅迪奇效应》(The Medici Effect)。梅迪奇指的就是文艺复兴时代控制翡冷翠的梅迪奇家族,这家人把当时各个领域最聪明的天才(例如达芬奇)聚在一起,结果缔造出了欧洲史上的创意大爆发。祖安逊(Frans Johansson)在这本书里又用了一段文字介绍这个家族和他们的成就,但是用整本书反复说明这个家族象征的特点,那就是调动不同领域和专业的知识,让它们彼此学习互相冲击,于是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新观念,此之谓「梅迪奇效应」。

《梅迪奇效应》是本典型的商业畅销书,符合我说过的铁律,把一个生造出来的名词翻来覆去地讲个不停,所以一个晚上就能略读完毕。但是这类书还有个特点,例子和故事非常丰富,而《梅迪奇效应》里面的故事都很有趣,看起来娱乐性十足。

在祖安逊笔下,当代最有梅迪奇家族风范的机构,大概就是设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旅游名胜圣塔菲的「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lnstitute)了。这个研究所有许多古灵精怪的项目,比如说数学家、生物学家和股市分析师一起研究财务策略演变和生物竞争间相似的数学公式。有名的「六度分离」(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理论也是源自这个研究所。

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在圣塔菲研究所的一个研讨会上,正在探讨集体通讯问题的法国电讯工程师柏纳波(Eric Bonabeau)和研究社会性昆虫的生态专家会面,然后他花了两三年的时间不务正业,跑去钻研蚂蚁和蜜蜂如何觅食。当然,他和搞不懂他在搞什么的公司解约了。几年之后,柏纳波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他的产品现在正应用在巡逻阿富汗山区的美国无人侦察机上。对一队无人飞机来讲,最大的问题是怎么让它们有效率地搜查,使一架机不会飞去另一架机刚刚才盘旋过的地区。柏纳波的办法就是给它们装上「虚拟费洛蒙」。使它们知道某个点才给同伴搜过没多久。而费洛蒙正是蚂蚁在走过的地方留给同伙的化学暗号,让蚁群有效率地集体行动的沟通方法。

要孕育这么有原创性的点子,必须有不务本的耐性,愿意失败的勇气,和跨入新领域的好奇心。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的消磨与空间的自在。如此一来,乃知香港之所以不是创意土壤,全在它的高速、紧迫和狭隘。我们的反应很快,因为我们坚持固有的思考方向和做事习惯,不越轨不离谱,遇上任何情况就很自然而然地依本有的模式响应。像柏纳波这样肯放下旧东西,再闯新领域的人太少;像圣塔菲研究所这样的机构则根本不曾存在。港式创新就像娱乐圈的新人,层出不穷,年年翻新,但是骨子里都是同一回事。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