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说了20年的梦话

——香港民主化的经济死结(二之一)

20多年前,反对「八八直选」的人就曾说过,普选会带来福利主义,制造出一个为了满足市民需要而大派糖果,在财政上「不负责任」,没有纪律的政府。20多年之后,反对2012或未来任何时候实施普选的人,依然在说同样的话,依然用同样的理由警惕大家普选的隐忧。为什么同样的讨论可以搞了20多年却依然没有寸进?在这20多年里面,这些重复嚼舌的人可曾提出过任何学理的逻辑与实征的研究去证明他们的论点?我们还要浪费多少个20年?又还有多少个20年可以耗在这类只有感性偏向但没有理性进展的空谈上呢?

先让我们撇除一切关于动机的猜测,假设提出这类说法的朋友没有任何阻延普选的用心,只是真诚地相信这个假说。我们可以发现这套说法之所以能够不断重现,原因之一就是它从来都在变形,从来都没有被清楚地确定下来。有时候它的表述形式是「普选会产生一个慷慨派糖的政府」,有时候它稍稍转移,成了「普选会使香港走向福利主义」,它还会变为「普选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其最近的版本则是「普选必须兼顾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几句话的意思其实非常不同,本来不该简化为同一道理的不同版本。但是由于把这4种表述常常挂在嘴边的,往往是同一批人甚至同一个人,而且他们总是在4种表述之间来回跳跃,说说「普选会使香港走向福利主义」,突然又讲一句「普选不利于经济发展」。因此在现实的语境里面,我们不妨把这4种意义大不相同的表述看成是同一种忧虑的体现。

检查一下这组论述,我们很快就能看到它们包含了很多未能证实假设及有待澄清的推论步骤。

普选到底会不会产生一个慷慨派糖的政府呢?这是有可能的。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弗里曼(Benjamin M Fried-man)在其新著《经济成长的道德后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里说:「在任何一个基于普选的政治体系里面,高收入精英都只能是选民的少数……民主国家增长的潜在风险,就是低收入的大众会寻求政府使用税收和开支的权威,去创造没有生产力的工作……和供应过分慷慨的福利计划。」这段话看来说中了怀疑普选者的心坎,但是弗里曼紧接又提出:「然而,如此的分配政策很难说是只限于民主政体之内。独裁政体一样会面对来自穷苦大众的财政再分配压力。」不同政体与不同的再分配政策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一切全看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

其实,不管是「普选会不会导致福利主义」,还是「普选是否不利于经济发展」,同样没有确定的答案,这几乎已是学界的共识了。你可以说东亚四小龙在没有民主政治的时候都有不错的经济表现,但是你也可以说民主政治发展得相当健全的博茨瓦纳是非洲经济生活最好的国家。你可以说有民主选举的菲律宾,其百姓生活依然困苦;但是你也可以说那是因为它的民主实践不完整民主价值不透彻。很多人喜欢比较印度与中国,认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可造就不出今天的中国奇迹;但是在最近关于这「亚洲双龙」的讨论里,却又有很多人看好印度的民主政体能够使它渡过中国未必能够轻易突破的制度瓶颈。

可见民主普选未必就会让政府发放更多的福利,未必就会使得一个国家变成福利主义国家,更不必然形成经济发展的障碍。在某些环境底下,民主普选可能会催生一个试图将许多重大产业国有化的左翼政府(这也是许多人在起草《基本法》时最害怕的情形);但是在另一些情况底下,民主政治却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上显得更有效率。简单地说,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把民主普选和经济发展挂上钩,它们大可以是独立追求的两个目标。如果反对迅速实施全面普选的朋友有这种担忧,那么举证的责任就应该落在他们的身上;没有理由要支持尽快落实普选的人去找出更多的证据,炮制更多的研究,来厘清他们想象的恐惧。然而,在过去的20多年以来,我们从未见过有任何反对普选的人提出过稍稍象样的研究,只听到自闭症般的呢喃。

【来源:明报-笔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