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什么福利主义?什么资本主义?

——香港民主化的经济死结(二之二)

在香港讨论政治的一大难题是有很多未经推敲、似是而非的词汇和表述满天乱飞,结果愈讲愈乱,模糊了真正的焦点,误导了市民的情绪与思考方向。上个月我在此与梁美芬教授关于「政教合一」的讨论,用意就是为了厘清这个敏感术语的真正意义和适用范围,诚如梁教授所言,「所谓『政教合一』的议题,并不是一个主观认为『是与不是』的问题」。但我不敢苟同的,则是以为政教合一「可能牵涉到一个宗教在法律上会否同时被认为是政治性团体」,因为这是个专有所指的术语。若用到这么宽广的地步的话,我们是否也能指摘某些佛教高僧政教合一呢?因为他们甚至出任政协!

这不只是咬文嚼字,而是因为「政教合一」这个术语有很不光彩的背景,一提起来可能会想到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或者威胁伽利略的罗马教廷。所以把「政教合一」的称号加在陈日君身上,会带来很多误导的情绪联想,对他固然不公平,也容易混淆了当前政治讨论真正应该力的地方。

另一个经典范例就是我们要谈的「福利主义」了。上文说过,对福利主义的恐惧向来是阻延香港实现普选的重要理由。但到底什么叫做「福利主义」?害怕它的人却从来没有说清楚过;就连对它的担忧,也没有明确固定的表达形式。按照怀有这种忧虑的论者之逻辑:1.普选会使得政客讨好选民;2.而选民总想要多点甜头;3.所以普选产生的政府为了满足选民,就会「派糖」。所谓的「派糖」又包含了两方面,一是减税,二是增加福利等公共开支。故此普选要不就造成一个财政纪律松弛,大搞赤字预算的政府;要不就干脆走向「福利主义」。

至于「福利主义」,因为没有理性的界定,它在香港其实是个可以不断移动非常宽广的光谱,增加综援当然是福利主义,订立标准工时也是福利主义,甚至给予工会集体谈判权都是福利主义。在这光谱最远的那一端,则是人人避之则吉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了。所以,用福利主义去指摘对手,其实是把对手放置在这么一道香港人非常恐惧的左派光谱之中,使其欲辩难言。难怪公民党一说要支持最低工资,大家就说他们胜似共产党了。这个情就像说陈日君带领下的天主教有「政教合一」的危险,诉诸的是种负面印象,而非理性的分析。

这种逻辑并非只在香港出现,它其实是反对民主普选的古老理由。经济学家赫绪曼(Albert O.Hirschman)在其大作《反动的修辞》(The Rhetoricof Reaction)中指出,在普选权不断扩大的整个19世纪里面,都不停地有人用同样形式的论证阻止英国「低下阶层」享有投票权。例如在1832年,英国政府提议让所有都市地区年交税金十英镑以上的男子都有投票权,就引来了巨大的反对声浪。当时一个下议院议员罗欧(RobertLowe)就很直接地说:「因为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认为把权力从拥有财产和智能的人手里,转移到每天必须为了生存而奋斗的人手里,是极端危险之举。」他的意思是普选产生的政府必然会用重税等手段掠夺富人财产,而财产权却是人的基本自由,所以普选会伤害自由。罗欧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想法的人,几乎每逢政府扩大选举权,英国都有绅士权贵站出来说类似的话。

赫绪曼分析这种他称之为「危害论」的论证,认为其结构其实非常简单,无非就是「A会危害B」,那个「A」必定是某项改革方案,而「B」则是一项已经存在的良好成果。放在我们的讨论里面,「A」是普选,「B」就是运作良好获益甚丰的现行制度了。持这种论证的人通常不反对普选这个崇高目标,但是害怕改革会未见其利先见其弊,害怕这个理想会破坏已经存在的好东西。

赫绪曼又指出,这种「危害论」其实是想逼大家在性质不同的两个领域之间抉择,你想要A就不能要B,要B的话最好就放弃A。但是A和B既然是两个领域的东西,它们又怎有可比性呢?作为政治目标的普选与经济成果是否一定有矛盾呢?关于这点,已有许多学者论之甚详,此处不赘。让我们回到香港的具体环境,看看这种论证的最新版本,那就是抬出《基本法》,担心普选和《基本法》要求的经济社会体制有矛盾。

《基本法》第5条明确规定了香港要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又在107条特别列明政府的「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有论者担心香港一旦实行普选,政府转向「福利主义」,就会出现支大于收的赤字预算,违背了《基本法》要求的理财原则,甚至违反了资本主义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收支不平衡也好,赤定预算也好,根本就和资本主义无关。实行资本主义的政府当然可以收支不平衡,奉行社会主义的政府也不必然就有赤字预算。为什么策发会要在它的会议文件里面,把关于政府理财原则的第107条也放在「《基本法》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条文」里面呢?同样地,很多反对普选的人也认为普选会伤及资本主义的发展,理由是普选产生的政府可能会收支失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资本主义与一个政府的理财方式挂上钩的呢?

要是知道起草《基本法》的时代背景,就不难理解当年有安定人心的需要,于是把整套殖民地的社会经济模式都写了进去。可以说《基本法》凝固了当年香港人心目中世界最好的制度,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加上港英政府量入

为出的理财原则。之所以有把政府的施政方法都写进一部「基本大法」里的怪异现象,其实是为了安抚港人的情绪;一方面保证香港不会和当时的大陆一样走共产主义的路,另一面则永远保留了殖民地政府的施政原则。这不仅反映了香港人的恐共情结,还反映了我以前在此说过的殖民地情结:深怕回归之后香港变得不像殖民地了。

所以《基本法》这几项条文规定的是种港式资本主义,它的政府要收支平衡,要量入为出,要避免赤字。其给人的印象就是似乎只要政府增加开支,面临赤字,香港就会变得不像资本主义了,甚至还有走向共产主义的危险。它和前面所说的那种「福利主义」光谱是很搭调的,增加政府开支就等于福利主义,福利主义就类近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当然不是资本主义了。如果普选会催生一个唯市民喜好是尚的政府,顺理成章地就会破坏(港式)资本主义,进而违背《基本法》了。

正如赫绪曼所言,「危害论」总是提醒大家要小心已有的好东西被改革摧毁当下的港股危害论就是要警惕大家,普选会抹去我们珍而重之的港式资本主义,一种殖民地时代的美好事物。如果今天某些「爱国爱港人士」提出这种论证,而大家本能上又觉得有点道理的话;很讽刺地,它诉诸的正是香港人的殖民地情绪。普选是好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它万万不能伤及宝贵的殖民地遗产:一个审慎理财的政府加上资本主义。

如果我们要真正地告别殖民体制,要打开这种香港民主发展的经济死结,我们就该有更大的空间去质问政府的理财方式何以必然与资本主义挂钩?为什么我们担心普选会带来政府开支的增加,而不是害怕普选导致经济情况的败坏?政府开支的增加与否和经济表现的好坏可没有必然的关系。普选或许(只是或许)会导致政府扩大福利开支,但一个福利开支比重大于香港的地区,在经济表现上就必定不如香港吗?民主普选和政治权利未必与经济增长有关,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帝亚‧森(AmartyaSen)说得好:「民主和经济需要有『构成性』(constructive)的关系」,意思就是所谓的「经济」和「经济需要」,是一种有待讨论有待界定的。在一个不民主的体制底下,政府权贵可以独力规定这个社会的经济需要是什么,它的经济目标又在那里。但是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这都是公民们可以讨论可以参加的。

现在请回头再想一想,我们口中的「福利主义」是什么意思?增加政府开支为什么一定不对?香港人可曾认真省思过自己的经济需要?可曾有权参与界定它?

【来源:明报-笔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