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春秋既亡 贼子何惧

中国国家主席最近提出了包括「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等的八项教条在内的「八荣八耻」,目的是要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一时之间,全国上下都在学习「八荣八耻」这个最新的「中央精神」。

提出这样的道德信条,学习这样的「中央精神」,背景当然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败坏得可以;为官的欺上瞒下,贪污不过百万不成新闻;经商的不信不实,伪劣仿冒几如必然常态;至于所谓的「重大」工业意外、刑事案件和非法征地,更是无日无之。「旧社会」的四维八德和各种传统宗教给摔了个稀巴烂,「新中国」倡导的马列主义价值观则沦为口号,中国社会陷入价值真空的局面老早就不是新闻了。

美籍印裔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曾在其名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至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提出,传统的中国社会基层有自己的文化网络,调节了各方的权力,维持了民间村社的自行运转。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国家权力深入拓展到各个地方之后,却出现了「政权内卷化」的现象;也就是国家政权愈是加强对地方基层的控制,地方的社会愈是破败,政府愈是腐化。原因之一就是原有的文化网络失效,政府的威权取代了传统士绅族长赖以维持权力的一系列象征符号,比如说关帝。崇拜关帝不只是民间的「迷信」,也是传统帝国认可的行为;对种地的农民来说,关帝可保风调雨顺;对皇权来讲,关帝是忠君价值的终极体现。政府不只不破坏民间的祭祀结社,反而积极介入出一把力,于是一个关帝,政府民间各取所需,互相得益。

历史人物关羽演变为神的历程,是中国历史发挥宗教作用的经典示范。一般不识字的百姓或许看不懂《三国志》,但是尊崇汉蜀的小说《三国演义》却能透过戏曲等各种民俗文艺,把一套符合儒家价值观的人物角色与是非判断灌注到帝国全境。帝王不需要提倡任何「荣辱观」,他只需要认可早在民间流传的人物典型和正统的历史观。

最近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惹起了中国知识界和网民的激烈争论。这部电视剧把叛明降清的施琅美化成民族英雄,因为他率军攻克郑成功后人治下的台湾,「维护了民族的统一,神圣领土的完整」。这样的主调当然会引来非议。首先,除了在福建沿海的少数地区之外,施琅一直都被人称作「汉奸」。因为他曾两度背叛南明王室,又随郑成功抗击清军,最后又倒向满清收拾了明朝的最后据点台湾。其次,郑成功是两岸共尊的「民族英雄」,如今若连施琅也是民族英雄,那么该置郑成功于何地呢?第三,郑成功现在也被台独抬作建国先祖,施琅则是他们贬损的「小人」。中央台这套剧集针锋相对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此剧最早的倡导者陈明被认为是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他直言不讳是「想唤起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其次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

关于施琅的历史定位,可以牵扯到中国历史「正统」观的理解,和民族主义形成的问题,十分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在这里说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件事来侧击中国社会价值真空的原因,那就是传统史学作用的沦丧,和独立知识分子的缺席。

我们先要了解满清对于向自己投诚的明室旧臣并不客气,乾隆41年甚至编纂了《贰臣传》甲乙两篇,列出了157个「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大节有亏」的人物,其中包括了洪承畴这些大清洪业的功臣。反过来,倒是郑成功逝世之后,康熙亲书挽联一副:「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阳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其间褒贬对比,一目了然。这种做法摆脱了一时的功利计较,肯定了中国历史中永恒的忠奸观念,其政治智慧之高,比起今天中央政府仍不愿全面认同抗日国军功绩的态度,相差岂止道里?

满清入关,面对一些儒生基于种族立场的华夷之辨,不得不追求文化上的正统。例如雍正就在《大义觉迷录》里说:「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群聚,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有时候还得加倍努力,要比前朝做得还多。比方说康熙就每日找儒臣入禁中为自己讲经,他亲诣曲阜孔庙的时候更是「步行升殿,跪读祝文,行三献礼。对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实为历代帝王所不曾有」。

饶宗颐教授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尝言:「正统理论之精髓,在于阐释如何始可以承统,又如何方可谓之『正』之真理。持此论者,皆凛然有不可侵犯之态度。」清初诸帝明显是要把自己接上正统,让自己的统治得到毫无疑义的合法性。但是要有这个正统,其前提是独立于王权和现实政治利害的史学,及维持这个史学道统的知识分子。饶公文说:「……对君主行为可作严厉而正义之道德评判,其由来甚远,实为中国史家之优良传统……历史上之裁判,既为史家应有之责任。所谓moral judgment」者,西方或决于神断,稽之往史,古埃及倚神力为裁断,凡人之终,必受秤之衡量以定其功罪。吾谓神断之秤,不如历史之秤。」

自孔子纂《春秋》以来,历史就是中国的宗教,历史教育就是传统中国的道德教育,这种想法骤听起来很迂腐也很不科学,却的的确确是中国「旧社会」价值维续的枢纽。所以历代王朝都很注重历史,希望自己的政权合乎历史中的正统,赢得百姓的认可。但吊诡的地方就在于政权既要利用历史,又不能过度扭曲它,尤其是贯通其中的褒贬原则,否则就会弄巧反拙,混淆是非之余还断送了自己的合法性。因此有「史权」的说法,表示中国史家和知识分子秉笔直书,自成一独立系统,可以制衡皇权。以前的皇帝甚至要克制自己,不能查阅更不能更动内史书写保存的「实录」。

可是自从1958年的「史学革命」,中国政府发动以无产阶级的立场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之后,这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就被彻底颠覆了。它不只翻转原有的褒贬原则,孔子变为不学无术满腹祸心的「孔老二」,秦始皇成了只可颂扬不得横抑的明君;而且还把历史化作完全服务于眼下政治需要的奴才。且看这场革命的两大口号:「厚今薄古」和「先红后专」,前者指的是完全以现实的需要去了解过去的需要,后者则是要站稳党的立场去解释历史。到了文革,梁效等笔杆子甚至说写历可以「七真三假」!华国锋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就说文革集团「抓史学,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别有用心地吹捧女王,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现代大儒,变成了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见逯耀东《史学危机的呼声》)我没有兴趣去争论施琅的问题,只是想指出,如果一个号称「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学者为历史人物翻案的理由只是想配合眼下的政治需要,那就实在太可悲了。但再转深一层,就知道这不是个别学者的问题,而是整个世代史学地位沦丧的结果,知识分子群体堕落的表现。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政府以全能的姿态强推一套道德观,我们又怎么知道它明日不成黄花?

【来源:明报-笔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