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我的生活像条狗,但我不知道

近年来多看大陆的报刊杂志,真是愈看愈心惊。当香港某些报纸的国际版被「印度三角怪牛」和「哥伦比亚黑帮建十亩地皇宫」这类新闻霸占的时候,广州的刊物居然有动辄六七版的伊拉克现代史精要。如果你说这是小众读物也就算了,但它偏偏能销个几千万。

我知道香港还有不少精英,不看香港制造的本土货,只爱《金融时报》与《经济学人》。不过,现在的大陆杂志也很流行节译转载外国期刊重要的文章和消息。有些期刊每期还会辟出专版介绍各大国际性杂志的今期要点,除了《时代》和《经济学人》之外,往往还可见到《新国际主义者》等本地精英没有听过的刊物。当然,我们可以说在华人世界里面,香港精英的英语算得上一流,能直接读英文材料,又何劳翻译?只是我们之中又有谁同时精通日、法、德、意等多国语言呢?而大陆传媒工作者里头,却有太多卧虎藏龙,否则谁去评那些《读卖新闻》的社论、《世界报》上经济学家对「国际货币基金会」非洲发展策略的批评、《明镜周刊》里捷克卸任总统哈维尔从政生涯的回顾?十多年前,台湾大陆的朋友来到香港总要买一大堆本地的报纸杂志,因为这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但今天的香港年轻人若不想只是被困在香港,就要多逛愈开愈多的大陆版书店,或者定期去深圳书城扫货。

井里的大规模部落社会

香港或许有可以与国际接轨的基本架构和社会制度,让港人在沙士风暴之中稍感宽慰。但在观念和生活方式上面,我们这个看起来像是国际大都会的小地方,实际上只是个井里头的大规模部落社会。按人口来算,这个城市几乎有北欧一个国家的规模。但北欧国家瑞典既有红遍全球的流行乐队,又有大量冷门的前卫国家乐手,我们这个地方却连一个小小的爵士会所和粤剧演出的最后据点都守不下去。香港人口不少,但每一个人都很相像,喜欢的东西都极接近;反过来却接受不了任何与自己不一样的人,任何不符自己口味的东西。同学都只爱看消费杂志上的最新波鞋款式,若有人居然喜欢中国历史,他最好躲起来偷读自己的钱穆、顾颉刚。同事们放工之后行街唱K打麻雀,你居然嗜好捕蝶,那就得仔细藏好自己的藏品和图鉴,否则被人发现之后疑为变态。

自九十年初流行的「全球公民社会」一词,语义纷杂,用在政客嘴里,出在社运健将笔下,皆有不同效果。若暂且撇开它与全球化的复杂关系,我们可以追溯传统甚至古希腊「世界公民」的观念。据说,历史上第一个宣称自己是「世界公民」的人,是希腊犬儒学派的著名人物狄奥更尼斯(Diogenes Loertius)。这家伙是个怪人,没有留下只字词组,要认识他的思想得看当时流传下来的传记。从传记之中,今天的读者可以想象出古希腊人为何叫他做「发疯的苏格拉底」。因为狄奥更尼斯不只用言语刺激他的同胞,甚至还诉诸行动,例如向富人的脸上吐口水,在公共场合手淫。对雅典居民而言,狄奥更尼斯最骇人听闻的行径是习惯在广场上进食。当时的希腊人认为,只有狗才会大刺刺地随街吃喝,「犬儒」一名乃由此而来。

香港和中国此消彼长

雅典人很好奇这么一个怪人到底老家在哪儿,狄奥更尼斯遂随口答道:「我是世界的公民。」照如今的标准看来,在公共场合饮食不算什么,众目睽睽之下拉洒才是问题,但为何读遍整部传记却不见狄奥更尼斯在广场上大小便的记载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古希腊人虽不能接受在公众集会的广场上开餐,却很习惯随地排泄。可见,社会习俗生活规范的确因时因地而异,过去是人做的事今天看起来像狗,今天是狗做的事过去都是人在干的。狄奥更尼斯可说是最早的行为艺术家,以奇言怪行迫使人们从震惊开始,发现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是太阳底下唯一正常的生活方式,自己的习惯和信念也不总是永远正确,狄氏所谓「世界公民」,指的就是一个人不应囿于雅典、斯巴达、克里特或者波斯的传统视野,而得透过认识其他人来反省自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香港已经到了一个要彻底反思自己的阶段,但是我们有多少观念上的资源可以利用呢?不要把大陆在沙士肆虐初期的表现当笑话,也不要小看大陆各方面自我完善的能力。这些年来,无论是政府、学界、商界还是传媒,中国在反省自己追求变革的速度和力度上,其实都已远远超越香港。中国传媒对外地的好奇心愈来愈强,香港传媒的视野却极速内缩,这会不会就是「香港和中国此消彼长」这套流行话语的另一侧写?

【来源:信报-副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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