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把权力还给地区

如果有个退休在家的街坊天天无事,就是在区里头闲逛,去这个公园闲坐聊天,到那个市场看看有什么合时的蔬果。一天,他突然发现这个住了10年的区原来树木不多,绿化不够,他该怎么办?或许他会向区议员反映一下,看看这些据说是政府在地区上最重要的伙伴有何作为。收到意见以后,区议员又能做些什么跟进呢? 湾仔区议员金佩玮在今年初向该区议会的秘书处提出疑问,想知道是哪个部门负责在湾仔种树。信件辗转流到卫生福利局,然后再等了3个星期,答复终于回来了。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去答这么简单的问题,是因为答案不简单。原来总共有8个政府部门在湾仔区负责种植!

这个答案一定也不令人惊奇,只要稍具政府分工的常识,又常在街上行走,细心一点就能看出某个山坡附近的路段极可能包括了好几个公务部门的工作。路旁的微型休憩处是康文署管理的,所以那里的树是他们种的。行人道或许是路政署的范围,若有行道树的话,那就是他们的成果了。路旁斜坡是土木工程署要好好维护的,上头要是长了树苗,他们得小心评估照看。

回到那个想象中的街坊,他的要求很明确,就是要绿化他住的这个区。现在,他该向哪一个部门提出他的意见?其实政府有一个跨部门的绿化委员会,统筹全港那么多个有份种花草树木的公务机构。但是这个委员会的思维是全港性的,能够叫各个部门别搞乱势力范围,不要甲才种好一棵树就给乙拔掉,就算是功德无量了;若还想要它为全港18区分别构想出不同的地景,满足各区不同的需要,未免太过为难。所以这位街坊和他可以倚重的区议员要不就是在重重的官僚机器前傻眼呆站,就只能找权威和实力日降的地区民政专员去「协调」一下了。

区议会的改革为什么重要,我们已经在此说过很多次了。「民主发展网站」的学者们,「新力量网络」和「区议会改革联机」等多个组织团体更先后提出过多份报告,指出无论是想发展民主进程,壮大公民社会,培养政治人才,还是让政党政治更有前途,政府都应该释放更多权力给区议会,并且把区域的概念灌注在政府体制之中。撇开这一切宏大的目标不管,光是像地区景观的绿化如此单纯的要求,以政府现在集权中央垂直管理的制度来看,恐怕就已应付不来了。

虽然《基本法》明订香港不得有地区性的政权组织,但我们还是可以找到空间重新组构像前市政局一样的区域架构。事实上,环顾全球,你很难找到有另一个如香港这等规模却没有任何明确分区政府的都市了。当然政府各个部门是有地区办事处的,但是它们的分区逻辑并不一致,彼此之间也很难产生对口的横向联系。比如说食环署是在18区设有办事处的,但社会福利署就把香港分成12个区,而警务处则下设6个总警区,直接面向市民的区议会要如何与它们协作沟通呢?

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组织原则,分配地区资源也有自己的一套理由,但被牺牲掉的就是地区的整体概念和独特的需要了。且以伦敦相比,酒牌的核准发放是交给地区处理的,某地若想吸引游客和消费者,尽可宽松发牌;某地若想树立宁静安和的区风,则可以严密控制酒牌的数目。但是在香港,我们连想在自己的地区里见到某种树木多一点,也十分困难。

香港人的小区意识向来淡薄,一来是移民人口众多,在同一个地区住上三代的少之又少;二来是港人自求多福的心态太强,要是觉得自己的环境很破败,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集众人之力加以改善,而是努力赚钱好搬到更理想的地段。但到底有很多人是搬不动的,必须留在原区里扶育子女起居生活,何再高尚优秀的区域也会有它自己的问题。地方和区域是没有人可以彻底摆脱的,除非你住在半空漂浮的楼阁里。

刚在4月25日去世的加拿大学者珍‧积克斯(Jane Ja-cobs)是现代都市改造运动的先驱,她穷其一生精力地告诉我们,街道、地方和区域是都市的基本元素,城市是否可居可游端赖其区域的多元化和里头的生活是不是有厚度。因此管理一座城市,必须回到和市民接触的第一原点,也就是地区。她的经典巨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虽然是1961年出版的,但其中的洞见在半世纪后的香港依然管用:

「大城市的市民需要一个他们可以施加影响、表达意愿、获得别人的了解和尊重的地方。行政地区不可避免地要求这么一个地方,这么一个支轴点。很多今天在一些政府垂直部门发生的冲突——或者是一些悬而未决的决定,因为市民不知道这些决定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都可以转到这些行政地区的层面……大城市政府变得愈大、愈不具人格、愈不可理喻,原本完全是属于本地应该解决的事宜、需求和问题就会变得愈加非地方化,而与此同时,市民也就愈会变得漠不关心,市民的监督也就会愈会变得无效。如果在很多涉及本地事宜的问题上,市民没有自治权利——这常常是对市民最有影响的一个因素,那么很难想象市民会在涉及城市范围内的事情上承担责任和表现出热情。」

【来源:明报-笔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