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西九不是文化界的特区

西九龙文娱艺术区何去何从?政府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之后,这个问题好像就变得不存在了,彷佛有了这个委员会,一切困难都会自动消失,歧路也终将重修成正道,前程一片美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汪明荃与杜琪峰近日的争论才显得格外可笑,也格外可悲。可笑的是,关于西九的讨论至此成为一个娱乐八卦的闲聊茶点,到底西九文娱艺术区应不应该有座粤剧剧院的问题,让位给了还有多少明星出来「撑阿姐」,或者杜大导是不是太过嚣张。可悲的是,这场星味十足的论战提醒了我们,界别利益的眼光怎样主宰了香港的政策思路。

过去十多年来,我参加过的各种大大小小文化政策研讨会咨询会不计其数,它们几乎从不例外地变成一种苦水大集会。如果有人抱怨香港的专业剧团没有自己的场馆,立刻就会有人指出实验剧场的处境更惨;假如摄影界的人控诉香港艺术馆不承认摄影的艺术地位,搞沙龙摄影的朋友就会站出来说自己才是最被人看不起的一群;不要以为传统戏曲只有粤剧,从事京剧演艺的会告诉你京剧才是全国最受欢迎的剧种。你苦,就肯定还有比你更苦的。界中有界,大伙唯一的共识往往只有「政府不重视文化」这一条。

万一有政府官员在场,给大家逼表态,他们通常会很抱歉地说:「我今日是来听意见的,所以没有什么可说。但是大家的意见都很宝贵,对我们十分重要……」又万一政府之后要出个响应报告或者什么政策文件,不难想象官员会表示:「其实文化界的意见都很纷纭,所以不能说我们的建议一定不受欢迎,其实也有很多声音是赞成政府的。」至于那些「纷纭的意见」和各大中小界的苦水,在正式文件上通常被写成「多元化」,比如说「香港的文化特色就是多元」,或者「政府支持文化的多元发展」。

起初我以为这么叫人沮丧的场面只是「文化界」独特的现象,后来去了许多关于其他议题的咨询会,才知道这是香港「各界」的普遍状况。所以汪杜之争不止是两个演艺红人的事,也不止是「文化界」的事,而是整个香港界别利益分配政治的病征。

界别利益之争举世皆存,香港却尤其严重。自从殖民统治时期开始,政府就很有效地把社会分割成不同的功能界别,抑制地区利益的膨胀(除了新界原居民。但在政府的巧妙设计底下,原居民本身也成了一种界别)。这个做法可以免除因地区组织和势力的发展带来一种比较「均质」的公民意识,同时保证以职业身分为基础的界别制度可以和政府形成精英管制的同盟。将社会分化成不同的界,就能让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界别利益的争夺之上,彼此为了资源和权力抢个不亦乐乎,政府就能自处于一个看似中立的位置,相当超然也相当权威。而且不同的界里头还有分界,各界中人的思维给困在这些狭小的格局当中,一门心思想的就是如何在自己的界里出人头地,为自己的界别取得份额更大的饼块。

奇妙的是,这种界别的分化在香港竟然成了僵硬的制度,例如立法会的功能组别与选委会的界别分组;一旦硬化成利益发放与流通的体制,想要废除就难乎其难了。界的意识如此深入人心,乃至于有时竟连一些赞成废除立法会功能议席的朋友,也不知不觉地把这个界那个界挂在嘴边。西九的争论要是放在其他地方,报纸记者肯定也会访问剧场导演、建筑师和地产商;但是只有香港,这些人的身分会被分别处理成「文化界」、「建筑界」和「地产界」的代表。

近日流行「持份者」(Stakeholder)一语,在香港也隐约变成传统界别身分的新包装,听起来既有学术风味也很有点「公民社会」的味道,其实骨子里变化并不大。例如在西九的发展问题上,有舆论就强调政府不能不听文化界的声音,因为他们是西九的「持份者」。诚然,政府是该吸收文化界的意见,但那是因为他们从事文化艺术工作,在这方面有专业经验和知识。若是说到利益相关的「持份者」,恐怕全港市民才是真正的「持份者」。

汪明荃抨击西九的咨询架构代表性不足,不止是这种传统界别思维的作用,也突显了香港整体文化政策的缺失。正是因为香港的文化政策和设施有不足之处,才会使得大家都把希望放在西九上头。因此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看到有人提出西九应该有沙龙摄影馆,应该有诗人村……。与其争论西九要不要为粤剧建立专门场地,我们是否应该先看看新光剧院的存废问题?为什么市场的力量不足以保持新光的地位?如果票房收入抵不过业主卖楼的收益,政府是不是要动用公帑介入?政府为什么要支持不能只靠市场生存的艺术呢?有那么多门类的艺术活动,政府应该支持哪一种多点呢?市民对于这样的资助又有什么想法呢?

如此逼问下来,就可发现一个明确的文化政策到底包含什么元素了。回到西九,我们绝对有必要先知道它的观众是谁,由何而来;我们要知道它的营运管理是向谁负责;我们当然还要决定里面包括了什么设施,展演哪一类的活动。这一切都应决定于细致的研究和公众咨询,而不是哪个界别入了局哪个界别不入局。西九咨询委员的任务应该是尽快开展研究和咨询的工作,告诉政府谁的利益比较重要,然后间接造成界别的争斗,让政府从容地作壁上观。毕竟西九龙文娱艺术区是属于市民的。

【来源:明报-笔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