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为香港的左派招魂

40年前的5月16日,毛泽东的《五一六通知》被认为是10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如今,北京的中央政府依然视文革为一早有结论毋庸再议的历史禁区,不准纪念,也不许舆论公开研讨。其实何只北京?当香港的媒体掌着一国两制之下的自由空间,争相寻访文革真相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文革记忆又在哪里呢?难道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就只限于罗湖以北,当年的香港就一片安和,平静无事吗?例如普遍被认为是文革延伸的「六七暴动」,今天的香港人知道多少?中学会教授和讨论这件在香港历史上具有分水岭作用的重大事件吗?明年「六七暴动」40周年的时候,政府会纪念它吗?工联会会纪念它吗?要是会的话,又该如何纪念?

曾几何时,左翼代表着进步的力量,崇高人类的解放。美国历史学家GeoffEley在几年前推出了一部广受好评的煌煌巨着《ForgingDemocracy—TheHistoryoftheLeftinEurope,1850-2000》,将近700页的篇幅述说的就是左翼的力量如何塑造了现今世界面目,举凡普选权的扩大,工人权益的保障,妇女工作机会的增加,和集会的自由,全都不是突然的上天恩典,而是一波又一波的左倾运动争取回来的。这150年的民主进程史,这700页的文字,读来叫人动容。民主的实现却是得之不易。

然而「左」与「右」的对立,和它们张开的政治光谱,到了今天的世界却益形混淆,甚至失却了根本意义。向来被视为保守的右翼现在是最拥抱改革与未来的,而从来充满火气与战斗性的左翼则成了保守顽固的代名词。但在中国,尤其是香港,左右的意义沦为与价值颠倒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生成条件。「左派」不知怎的,不一定和低下阶层站在一起,也不一定要稳守劳工利益的立场,更不会争取政治权利的普及与平等化(比方说普选权),而是亲中与爱国的同义词。

且看周奕在《香港左派斗争史》里怎样解释他的写作动机:「笔者选择了香港的群众运动作为主线,是因为通过这些事件,读者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香港的爱国同胞如何遭到港英的迫害。」换句话说,香港左派的群众运动基本上是「爱国同胞」的运动,左翼与爱国乃等价的概念,大可互换而丝毫不影响其词义内涵。

共产主义是左翼思潮的一种主张,所以支持共产党自然是左派。可是香港的特殊环境底下,左派不只是一种政治立场和政策主张,它还是种民族认同,认同共产党治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以区别「美蒋」管治的「中华民国」。身为左派,就意味着同时高举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旗,同时反对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剥削。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里面,左派和反殖运动都有这种深刻的连结关系。不过香港的左派却历经了一个立场递变的过程,从一开始既反殖又反资,到70年代「国粹派」「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先,本地阶级斗争为次的主张,再到现在干脆连社会主义4个字都抛诸脑后,整个左派的根本原则完全让位给了民族认同。到了这个地步,还把「爱国爱港」势力称作「左派」,不只不精确,也是对「社会民主联机」和「职工盟」等其他左翼组织不公平了。

尽管今天的「老左」早就不是原来的左派,我们也有必要还其历史一个清白。特别是标志着左派势力衰退,反左情绪高扬的「六七暴动」。虽说发生在1967年的那一连串事件受到了大陆文革的影响,但是不能忘记「六七暴动」的导火线——「新蒲岗香港人造花厂事件」,却是一个十足的本地劳资斗争。按照张家伟的《香港六七暴动内情》,当年位处新蒲岗的香港人造花厂不只规定「工人操作的机器一旦损坏,资方不发工资」,甚至还「列明不准工人请假,厂方不会为请假工人保留职位」,实在是明目张胆的剥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才有后来的工潮。而且这也不是孤例,以其时香港保障劳工法例的阙如,真不知有多少人觉得打工就像做奴隶一样。

虽然「六七暴动」的政治主张在后来凌驾了劳工议题,但几乎所有学者都同意当时香港的贫富悬殊、贪污腐化以及社会政策的不足,是运动得以星火燎原的土壤和基础。事实上,自从「六七暴动」结束之后,港英政府确实改变了整个治港方式,不只在第二年即宣布33项改善劳工立法的建议,还在71年实现了每天工作8小时的新制。连最早的文化政策也来自暴动之后的「新潮舞会」,旨在以文化娱乐活动转移和消耗年轻人的精力。到了麦里浩接任港督,「10年建屋计划」和免费小学教育等政策更是分别上马。论者也多认为这等港英「德政」,其实是对「六七暴动」的响应。

不过没有人敢说这一切是左派运动的「功劳」或「成就」,因为自从「六七暴动」之后,「左仔」成了非常负面的贬词。一提到左,想起的就是骚乱、炸弹以及林斌之死。这固然是左派自己的责任和策略错误,也是港英政府文宣攻势的成功,使得左派尽失民心,转成更为边缘的非主流势力,最终形成了今日的地下党性格。

更惨的是连北京政府也否定了这场「反英抗暴」的运动,文革结束之后,它被定性为文化大革命的延伸,是外交部遭到造反派夺权的结果,甚至还说成是受到了林彪利用的错误行动。回归前后,内地媒体谈及香港史,更是倾向否定「六七」。「反英抗暴」4个字由此渐渐消失,「六七暴动」遂成为唯一的表述。可怜当年港英政府镇压暴动采用了多少违反人权的手法?毒打了多少示威市民?拘禁了多少记者?制造了多少冤案?再加上暴动以后的白色恐怖。这都被人选择性地遗忘,终至埋没。因为无论从港英还是北京的角度来看,「六七」都是不用再谈的话题。

「六七」留下的遗产实在太多了,它不只使得传统左派在政治上几无立锥之地,还严重地扭曲了香港的政治光谱,生出弥漫整个社会的恐左情绪。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或者任何一套主张只要被贴上左的标签,就会被排挤为不须理会异物。即使是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RawlsianLiberalism),到了香港也都会变成极左派。其次,许多当年被压制下去的左派中人因为一直得不到个「明白的说法」,于是把朝思暮想的翻身之念化成终有一日要当家作主的宏愿,往往衍生出心理很不平衡的怨恨政治。此外,受过冲击的商界则闻左色变,甚至视民主如虎狼。例如不时发表言论谓「普选会带来共产主义」的胡应湘,当年就是「中央的士公司」董事长,曾在和左派工会的谈判中大吃苦头。难怪他如今动辄就拿工会代表李卓人出来证明民主不可行。

当我们抗议中央严禁内地纪念文革之时,会不会忘了就在香港有这么一场运动,正是因为被扣上了文革的帽子,于是也成了禁区的一部分呢?又会不会有这么一天,有人超脱党派之见,写一部香港的社会运动史,甚至是香港版的《Forging Democracy》,把「六七」放在现在争取普选运动前面,将它视为香港公民社会发展史的其中一页?

【来源:明报-笔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