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世界不是只踢一种球

我的童年在台湾度过,那不是一个玩足球的理想环境,不只没有职业球队,连业余的也寥寥可数,电视上更是几乎看不到任何赛事的转播。但是小学的体育课还是一定会教几堂足球的。记得老师讲解完基本规则之后,就点了我的名字,他说:「梁文道,你是个『港仔』,踢球肯定有一手。来!示范给大家看怎么传球」。天!我虽负「港仔」之名,但自从出生之后,其实根本没在香港呆过几天,又怎能秀出香港足球的风范呢(那是七十年代,香港足球还有风范的年头)?结果我的传球自是令大家目瞪口呆,提前三十年让大家见识到了香港足球的未来。

如今我们看世界杯的时候总是特别激动,说足球是凝聚世界的轴心,是全球化的侧面典范;可是真相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起码台湾人就不特别沉迷足球,而影响台湾运动品味极深的美国人更是不在话下,此外大家也别忘了板球为王的印度可是人口第二大国。少了美国和印度的全民投入,足球又怎算是彻底全球化的运动呢?

另一方面,足球虽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运动,但也并不表示它踢到哪里都是同一面目,毫无变化。当然大家都用脚来踢球,遵守的规则也约莫一致;就像全球化的另一表征麦当劳,无论在哪里吃,味道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可是你怎么看待足球,把它放在社会的哪个位置,让它产生什么类型的政治效应,就真是各地有各地的样貌了;又如麦当劳,在美国它是最廉价的快餐店,到了中国它却曾是年轻人的时尚聚会场所。

法兰克林.福尔(Franklin Foer)是个古怪的美国人,喜欢足球到了一个地步,想亲身查访在美国这个不正常国度以外的rest of the world是怎么踢球,怎么使用足球的。于是他开始了一趟旅程,去过英国、巴西、西班牙、意大利、乌克兰、塞尔维亚和伊朗,最后写出了《足球如何解释世界》(How Football explains the world,请注意本书的美国版叫做How Soccer explains the world)。结论之一是全世界的足球流氓都会互相学习,但是发狠的目标与程度是不同的。

塞尔维亚有支老牌强队叫做「红星」,在南斯拉夫的时代曾经不可一世威震四方,而且是铁托治下民族融合的象征,来自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精英球员聚一堂。但随南斯拉夫联盟在上个世纪末的渐次解体,「红星」变成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先锋队,「屠夫」米洛舍维奇的宣传队。促成这场变化的就是它的球迷会「老虎」,世上最有组织最残暴的足球流氓。

这些球迷喜欢美国黑帮说唱歌手(gangster rapper)的造型,又从录像带里学到英国同行的出击方式;但是他们绝不乱喊乱冲,行动起来像军队一般讲究。因为他们的会长阿肯(Arkan)不只是个传奇性的逃狱高手,还是个有军训背景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他们发挥的作用比人数稀少的正规军还大。「阿肯」当时把指挥中心设在贝尔格莱德的一家酒店,对外发号施令。球迷们分成不同小组,有的负责放火,有的负责包抄逃亡的克罗地亚难民。逃不掉的男人带回酒店拷打,女人则被轮奸。「老虎」光是在95年的一次行动里就杀了两千人……

这就是福尔笔下的全球化:同样的足球,不同的情绪;同样是球迷,不同地发泄。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