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记一次书缘

念中学的时候就听过许定铭先生的大名了,知道他是香港少有的新文学时期作品收藏家,还为它们一一写下书话,好叫后人知道以前曾有如此佳果,至今不烂。那天乘着访问之便,终于有机会上了他家看书,确是眼界大开。许先生和蔼得很,又很热情,藏书家的热情。

他把刚到手的一整卷《文艺世纪》合订本拿给我看,五十年代的香港左翼文学杂志。随意一翻,就见侣伦、曹聚仁和叶灵凤熟悉的名字,还有知堂老人的文章呢。再翻,突然见到一个作者叫做阿南达.杜尔,写了一篇〈中国文学在印度尼西亚〉。天呀,该不会是两个月前刚离世的印度尼西亚大文豪Pramoedya Ananta Toer吧?

我有个习惯,每至一地旅行,必寻当地作家的作品来看。初遇杜尔,就是六年前在印度尼西亚某机场的书店。那时离他的书解禁之日子未远,但印度尼西亚全国上下早已奉他如民族良心,一有新作,就几十万本地影印出来,地下流通。以一个异议作家而言,杜尔也算得上坐牢第一了,不只系狱或软禁的年份够长,甚至还因分别对抗日本、荷兰与苏哈图三朝政权而出入囚室数次。硬气,肺也好,老是烟不离手,今年才去世是个奇迹了。可惜的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很难过,觉得平白丧失一次得到诺贝尔奖的机会,因为杜尔已不止一次和诺奖擦身而过。

他的文学成就有多大,李欧梵教授已不厌其烦地再三陈辩,用不着我补充。还是说回那篇〈中国文学在印度尼西亚〉。根据杜尔,原来印度尼西亚最有名的中国故事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因为印度尼西亚也有类似传说,只不过背景不同,梁祝是民间创造,而印度尼西亚的故事却是出自宫廷。杜尔不愧是左翼作家,有跨国界的「阶级感情」,他似乎认为来自中国老百姓的梁祝要比印度尼西亚本土贵族货还要受到当地人欢迎,乃至于连峇里的国乐甘美朗乐剧也把梁祝改成主要剧目!

有「国际友人」为中文的左倾刊物撰稿,难免特别强调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甚至「李有才板话」在印度尼西亚翻译流布的情况。更叫人惊讶的,是鲁迅《狂人日记》的印译本竟是杜尔本人动手的,以前可从未说他会中文。除了鲁迅,他还译了贺敬之的《白毛女》,这就可惜了,一个一流作家跑去翻译三流的作品,不知是什么心理什么滋味呢?我一边看一边想,一时实在摸不透。

我就这么站在许先生家里如获至宝地狠狠啃读这篇短文,生怕记不住资料,几乎连访问都不想做了,电视台导演一定觉得情形很不妙。好在我早说了,许先生既和蔼又热情,看我欢喜的模样,就叫我别急。他回头到另一个柜子里翻弄书刊,居然找出另一册登了杜尔这小文章的《文艺世纪》,放在我的手上说要送我。哈哈!这下真爽,不亏我是戏子,还装了老半天不胜惶恐万分勉强的样子,才把它好好袋进书包。嘿,访问又能做了,还做得特别好。

或许是受到前辈胸怀的感染,有好东西却不与同好分享,就太不是东西了。回家以后立时影印了一份,数日后终有机会把它(影印本)交给李欧梵教授,好看他吃惊的样子。结果甚好。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