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一九四五那一年

我们如今读报,觉得世事人所共知,真正发生过的总忘不掉。可是只要试过看旧报纸,你就明了,人的记性实在有时限,那个曾经存在的世界,竟可被扫得干干净净,不留余尘。于是钱钢套上毛衣戴好围巾,走入香港大学图书馆干净的特藏部,顺着时序在微缩胶卷阅读机上翻遍六十年前整整一年的华文报纸。那一年是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香港光复,内战却即将爆发。

比起当年的《唐山大地震》,钱钢这回的工作看来舒服多了,但他读报写成的心得《旧闻记者》论份量却是一点也不比前作轻。不只是那一年如此关键,让中国人从紧张、狂喜再到失望;更因为他的细心观察与饱蕴情感的文字抹去了昏黄的色彩,复现了当时国人共同拥有的世界:在那样的时代,他们怎样结婚?吃什么药?又看些什么书呢?这不只是一本谈历史的书,而且光用报纸作材料也很难说得上准确详尽。但报纸却是大众认识周遭环境的透镜,并型塑了社会的共同感,所以我才说那是一度存在的人间世,所以这才是一本复活夙昔的奇书。

钱钢是个记者,重读老报纸,他当然格外留意一九四五年的报纸性格和记者人格,更看到了左右舆论环境的巨大力量。例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的香港《华侨日报》头条是「敌人竟向香港闪电袭击,全体军民一致起来杀敌」,到了二十七日就变成「停战后市区安谧」,且有小题注明「抢掠虽有数处,歹徒均遭痛惩」。那真是新闻行业人不如人鬼不似鬼的艰困时期,亲「中央」的,亲英的,亲「伪政权」的,各有各的喉舌机关,有点骨气的新闻人几乎是无所逃于天地间。

好在还有《大公报》。近日《信报》易手,许多人又想起中国文人办报的小传统。而说到文人办报,又怎能不提《大公报》呢?看完《旧闻记者》,很难不被这份已经消失的报纸感动(我说的是一九四五年的《大公报》)。时任总编辑的王芸生曾在社论「求饶」,求那些只懂得「推、拖、骗、混」的国民党官僚,既是国难当前,就「饶了国家」吧。又在社评历数中国「偶语弃市、焚书坑儒、为尊者讳等黑暗往事」,还批评「政府高压、士人自讳,在这双重的枷锁之下,自然更不会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产生」。

日本投降,《大公报》竟能在两天后就呼吁大家不要鄙视日本人民:「看昨天昭和宣布投降书时的东京景象,以及内外军民一致奉诏的忠诚,实在令人悲悯,甚且值得尊敬」。反观胜利之后前往接受沦陷区的一批重庆要人,却跋扈嚣张,把曾经「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沦陷区百姓当成待宰羊牯,《大公报》不只披露他们的丑行,还发表评论痛斥。

国共谈判,《大公报》两边不讨好,在社论里还说「假如我是蒋主席,将立刻宣布国民党不再专政,还政于民」。「假如我是毛泽东,我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但不必由共产党专政」。「我争党的地位公开,我争各种基本的人权」。连那首今天人人叫好的毛泽东词《沁园春.雪》,他们也没放过。王芸生说:「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翻身吧!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

好一份《大公报》!六十年前不识时务,六十年后看来依然不合时宜。此所以钱钢的《旧闻记者》令人沉重。罢了,还是看一段六十年前难得有过的欢欣,《大公报》记者陈纪滢回忆抗战胜利消息传出后的重庆市景:「……合府大小老少,手牵手肩并肩,步出家门走在马路上,以舒散刚才听到喜讯紧张的心情。……今天散步的情形与往日绝不相同。往日走在马路上的,不是急如星火,便是慢打罕地如牛踱步。今天则不快不慢,一顺水向前走,步伐非常整齐,也互相礼让。……有多少人?几千人绝不只,至少有两万人」。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