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毛主席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毛泽东逝世30周年,中共中央没有举行特别高调特别盛大的追悼会。这个道理就和文革结束30年,也没有什么重要的纪念仪式一样;一旦大举纪念毛的忌日,难免就会令人联想起他的最后10年,那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而这一切,都是当今中国领导层的忌讳。在邓小平掌权的年代,领导层谈起文革还能说它的祸害,说起毛泽东还能评说他的功过比例;但是如今的新一代不同了,他们根正苗红,不算是文革与毛的直接受害人,所以也没有太多的个人动力要去「清算」毛泽东的遗产。

这个情是大家20年前一定想不到的,当年外界总以为整个中国的发展态势既然是改革开放,关于「历史错误」的认知也必将日益客观、日益澄明。假如说20多年前,毛的功过是「七三开」;2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比例应该会有所调整吧。结果出人意表,中国现政权已没有太大的兴趣去追究毛泽东的过失了。于是他这样的人物便整个被封存在历史记忆之中,犹如他那依然存放在纪念堂的尸身,他那依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成为中国人始终挥之不去的影子。

例如《毛语录》,去年终于堂堂正正地出了台湾版,而且连香港机场的书店也把它放在当眼位置,客路明显是前赴大陆的台商。为什么台商要看《毛语录》呢?自然是要搞清楚「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呢?自然是因为它的影响无处不在,想和共产党干部打交道,想和大陆的企业做买卖,想要了解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就不能不摸透「毛泽东思想」。

澳洲的中国研究专家Michael Dutton去年出版了一部研究现代中国政治史的有趣专著,叫做Policing Chinese Politics,这本书里很准确地抓住了新中国政治变化的主轴,那就是毛泽东在1926年3月说的一句名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诚然,几乎所有中国人用来思考政治与观察时势的模式与术语都离不开这既简单又粗暴的「敌我二分」轴心。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新中国政权服膺的是共产主义,倒不如说是具体实现了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那句话:「政治就是区分敌我」。

这种思路正是「毛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并非什么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发展,而是以马列术语包裹的军事策略,它的唯一目标就是赢取胜利。为了取胜和永远取胜,敌我之间可以有一大片灰色地带,今天是朋友明天可以是敌人,今天的敌人明天却可以做朋友。党内的路线斗争可以激化为对敌斗争,而人民的内部矛盾也可以变成阶级矛盾;但是只要有需要,这一切又可随时倒转。至于所谓的「阶级」,在毛泽东思想里面也不像经典马克思主义那样,是一种客观的经济条件构成,而是一种十分唯心由我判定的范畴。但是另一方面,现代中国政治里的阶级却又非常实在具体,它不只是抽象的政治概念,还是攸关生死的人群种类。

毛泽东不只发明了一套敌我斗争的策略,还是把它玩得最活灵活现的高手。南京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高华在其煌煌巨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就以一场延安整风运动详细说明了毛如何把党内的对手打成不可两立的敌人,又如何透过「自我检讨」去臣服一切潜在对手,让他们成为不敢有二心且唯己是从的奴仆。其手段之无情,计谋之险诈,实在叫人大开眼界。而且正是在这场运动里面,「毛泽东思想」取代了正统的马列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导意识形态(可悲的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日后也不免惨死在毛泽东思想的诡局之中)。

台湾评论家杨照在台湾版《毛语录》的序言里说:「《毛语录》将一整代、甚至好几代的中国人训练成『策略狂』。他们不相信任何真正的原则,甚至无法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原则,只知道斗争的策略,他们的生命,充满策略、充满手段算计,却没有终极关怀,更没有绝对是非价值。」

且看今天许多中国人议论毛泽东的方式,他们崇拜毛泽东对付敌人的手段,称赞其谋略的高明;却不深究那些敌人到底做错了什么,也不思考毛泽东致胜之后又会造成什么后果。例如「反右」,有些著作竟然不顾其中是非,跑去称誉毛那「引蛇出洞」的「阳谋」是何等高明。这不是策略狂是什么?大陆坊间《曾国藩的谋略》一类的书籍出之不尽,长销长有,这不是策略狂又是什么?

还有一些干部与企业老板,他们喜好玩弄分化手下的技巧,动辄发布文件在下属间传阅学习,看起来他们的作风都依稀有点毛泽东的味道。那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人除了毛泽东外,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当领袖的楷模了。所以任何人只要一有点权力在手,便不知不觉地复制毛泽东。

【来源:明报-笔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