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不干预」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曾荫权说了一句「政府从来都没有以『积极不干预政策』作为香港经济发展的蓝图」,大家的反应会这么热烈?那是因为这句话违背了中学老师教给学生的常识,违背了香港人最自豪的其中一项成就(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系),更违背了数十年来香港最核心的意识形态。

什么叫做「积极不干预政策」,香港政府奉行「积极不干预」的原因何在,甚至「积极不干预」到底有没有实现过,都是值得探讨的课题,而且已有许多学者做过出色的分析和研究。但我们还是可以追问,在一般市民的心目中,围绕「积极不干预」的种种说法和修辞到底意味什么?如果它是一套意识形态,在政治上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在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经济起飞且被并称「亚洲四小龙」的上个世纪80年代,它们的政制都是不民主的;除了香港之外,其他三地甚至还处在强人治下的威权体制之中。既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成疑,自然更要注重经济发展,以经济的表现取代民主程序,以百姓个人生活的富足代替人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欲望。这是所有后极权政府都想做的事(包括今天的中国),而且这三个地方都还做得不错。香港在四小龙之中变成了例外,政府不只没有「大有为」地强推一套工业升级和发展方向的政策,甚至还摆出一副袖手旁观的姿态。

为什么香港会是例外?难道香港政府就没有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吗?当然不是。比起其他三地,香港政府的危机感应该更重,因为它是四小龙中唯一的殖民政府。所以港英政府应该比谁都更忧惧自身的合法性问题,也比谁都更想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然而它却选择了一条与别不同的独特途径,不只没有强力介入本地工业的升级转型,甚至还很堂皇地塑造了「积极不干预」这个说法出来。

按照一般的理解,殖民地的经济应该是种掠夺式经济,但是在今日一般香港市民的心目中,英国不但没有掠夺香港的经济成果,甚至还以杰出的手法与制度建设把香港打造成了有数的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然后再连同庞大的储备数字交给中国。

这当然不是事实,很多研究都分别指出香港的自由港地位本身就是大英帝国殖民经济体系的一环,缺乏天然资源的小小香港不可能是原料产出地,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市场,而是环球贸易的中介站。此外,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香港放在伦敦的储备曾经起过支持英镑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所谓的「积极不干预」本身,就是符合了在港英商利益的恰当政策。如果港英政府真的不干预市场,大东电报局的垄断地位又是哪来的呢?它何时「不干预」,又何时「积极」,靠的又是什么判准?

饶是如此,如今的香港人还是以为英国是个挺仁慈的殖民者,不仅带领香港创造了经济奇迹,还保障了香港市民生活的基本自由。比起其他三小龙,香港人相信自己有更多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出入境自由,甚至示威游行自由;却选择性地遗忘了「公安修例」和「游荡罪」的险恶,以及港英政府封闭左派报馆的粗暴行动。陈方安生于两个月前仍在重提的「香港有自由,但是没民主」,乃是港人接受了二十多三十年的神话。于是港府就拥有了一张其他三小龙强人政权所没有的宽容嘴脸;在经济成就之外,它还多了一项足以让大家忍受甚至支持其统治的理由,那就是它赋予市民的自由。

正是在这一点上,「积极不干预」起到了经济以外的政治效果。因为配合这套政策的说词总是包括了「大市场、小政府」的隐喻,它让大家以为港府是个遵循古典自由主义自我约束的政府。渐渐地,我们就真以为自己活在一个「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理想境地,「只是」没有民主而已,其他一切安好。

就像许宝强于〈在后积极不干预时代重读海耶克〉(《明报》9月25日)一文中所说的,海耶克的理论常常被本地论者引为根据,说明香港式的「积极不干预」如何符应了大师精湛的见解,造就了香港的利伯维尔场。这些说法和比附的流行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不知不觉地把香港「自由港」和市场自由里的「自由」扩大至整个社会的组织,使人觉得香港人除了有做买卖的自由,还有很多别的自由,因为一个「不干预」的政府必然是小政府,而小政府必然是权力受到约束的政府。政府的权力被约束了,市民的权利当然就得到维护了。

海耶克从亚当‧史密斯的「看不见的手」推导出「自发秩序」(spontaneousorder)的理念,就是从经济领域一脚跨入了社会组织的领域。简言之,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政府指导,不只市场能够有序运作,连社会也是组织良好的。只要个人拥有自由,他们就会自然形成和谐而且不断进步的社会。

这样美好的「自发秩序」当然也有它的前提,在个人自由以外,海耶克还指出这种秩序不应由人统治,而是由抽象的「一般规则」来规管调节,那就是「法治」了。海耶克的自由观讲究的就是「法治下的自由」,它严格阻止一切来自人为有意的权力运用。

简单说到这里,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海耶克总被人拿来为香港经济和社会的状背书,因为它可以轻易地被摘引说明香港式的自由,和港人引以为傲的法治。「积极不干预」一开始或许只是个经济政策,但它还可以成为一切政府官僚系统不愿做不想做的事的推搪借口。无论是社会政策、文化政策还是城市规划政策,只要官员们没有兴趣,他们都能用一句「政府唔应该做咁多」去推却,同时还能保有自由主义追随者的美好形象。而这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政府竟然是个不用民主普选的政府。

如果「积极不干预」不是一套逻辑分明的政策,而是在「积极」与「不干预」之间既灵活又模糊的说法,它的政治效用便更巧妙了。它把政府打扮成市民心目中一个实在不想滥用权力,但又不得不尽责维持「自发秩序」运作顺畅有效的善牧。被这样的政府统治,香港人虽然没有民主,但有的是法治下的自由。夫复何求?

【来源:明报-笔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