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训练公务员的艺术家

香港国际电影节结束之后,冯美华有点悲哀,因为有那么多的好作品,那么多有趣的实验;而她,香港最重要的独立影像艺术家之一,已经有三年没创作过任何一部作品了。因为她的工作太忙了。

许多人以为艺术家是种职业,以为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躲在画室里画画,以此为生,并且还活得不错。就算赚不了多少钱,但以他们那种不修边幅的波希米亚风格,日子总是浪漫的。别人睡觉,他们工作;人家上班,他们发呆。我们甚至不知道「工作」对他们而言到底是不是一个恰当的用词。

几年前看过一笔资料,原来在香港政府统计处的职业分类表里,艺术家、「夜总会从业人员」和「马夫」(真是在马场干活的那种)是属于同一类别的。这真是误导,不是因为这三种职业的共通点不多,也不是因为艺术家极少领取月薪,收入不及另外两种同类稳定;而是艺术家根本不能算是职业,尤其在香港。

绝大部份香港艺术家都和你我一样,有份「正常」工作,例如干投资银行家或者开巴士。创作对他们来说,是公余的「本业」,比谋生的工作更根本,但不能是谋生的工作。例如冯美华。

今天才认识老是穿着T恤凉鞋的冯美华的人,一定很难想象当年她下班之后一身黑色套装赶到进念‧二十面体排戏的样子。从1972到1998,她干了二十多年的公务员,离职的时候是公务员培训处的总培训主任,专门教导各个部门的管理阶层怎样改善人力资源结构。与此同时,她拍实验电影,参与创办名震一时的「火鸟影会」,集结了一批香港最有创意的影像艺术家。后来她又加入进念‧二十面体,开始前卫剧场和装置艺术的创作。在这段期间,她白天教公务员行政管理的方法,晚上教影迷认识欧洲电影大师的作品。

所以正如大部份的香港艺术家一样,我们有两个冯美华,一个埋首办公室里写备忘录,开那开不完的会;另一个以镜头默默对准城市,冷静又不失诗意地用影像思考问题。只是冯美华的这个「矛盾」比大部份人都来得强烈,因为我们都知道政府是最典型的科层体系,公务员是最循规蹈矩的一种人。而艺术家,我们都以为是很有个性很反叛很破格的。

从1977年开始拍短片,到了1979年,冯美华终于遇到了瓶颈。她发现自己的作品太过框条太过工整,难免怀疑这是不是工作的影响。于是她花了一番功夫去调整和改变自己,结果改变的不只是创作的方式,还包括了工作的态度。她开始反省能不能不要只用一种方法去做事,即便简单如写一份备忘录,或许也可以不必沿袭既有的习惯和格式,所以她逼自己就算是一封公函也得每次从头构思。最后这种要跳出来审视工作的态度也成为她培训政府同事的重点。

正是公务员和艺术家这两种身份以及其间的张力,为冯美华打开了一个紧张但是充满可能的空间,使她得以双向反省,在艺术和公务上都努力追寻更多的个体自主。如果冯美华喜欢的话,她可以选择的头衔就实在太多了。你可以称她为艺术发展局委员、香港创意书院的创意教育总监、牛棚艺术村管理委员会前主席、湾仔富德楼艺术团伙的「包租婆」、「1A」艺廊的董事局成员、「西九联席」干事……。但是她始终坚持自己是个「独立文化工作者」,我们一帮朋友也从来不觉得她代表某个机构,她就是冯美华。尽管她大半辈子都在和不同的机构打交道,但就是在机构的生活里她发掘了自己。艺术与平板的办公室生活不一定那么矛盾。

认识冯美华,使我发现创意与纪律是可以并存的,甚至是互相需要的。例如今天她在新近创办的香港创意书院教书,一方面要教十多岁的年轻人大胆破格(一种她干了二十多年的事业,并且优而为之),另一方面却又可以毫不留情地管束他们(很多人都会说「冯美华好恶」)。认识冯美华,很多圈外人惊讶地发现艺术家原来不只是广告里那种不规矩不负责的形象。她总是那么孤独地稳当,我们所有和她共事过的人都晓得,有什么令人心烦的细节,有什么自己不想碰的麻烦,只要最后有她这一关,就可以回家睡个好觉了。

因此冯美华还是要面对在香港当一个艺术家的终极困局:资源不足,特别是时间。朋友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她身上,于是冯美华心目中那部「拍完死而无憾」的作品就这么拖了三年,每天她都在心里推敲琢磨这部她必须全力以赴的作品。她太清楚这种困局了,所以她才教书,才替大家干这么多大家不想碰的行政工作,乃至于文化政策改革的倡议,这是为了更好更开阔的未来。

每回见她一个人在假日回到办公室对着计算机,每回见她爽快地答应我们的要求,然后又迅速高效地完成,而且表情轻松坚毅,我都有种深深的愧疚。

【来源:苹果日报-文化动物园】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