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吸纳不了的激进

有些人认为保卫天星码头的运动搞得太「激」了,甚至替它取了一个「新激进主义」的绰号。可是什么叫做「激」呢?按照香港传媒的不成文传统,但凡社会运动出现了肢体冲突,那就叫做「激」了。然而保卫天星一役里的动作场面并非来自于行动者的主动攻击,却是肇因于警方清场过程中的扯拉抬抢。假如因为行动者不愿离开,给人硬拉出去就叫做「激」的话,那么当年甘地率领的不合作运动就更「激」了,因为他们不只给人打得头破血流,甚至还有人死在英军枪下。

我们该怎么去定义「激进」呢?在我看来,其实有许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都是很「激」的。比如说,有些公务人员跑去欺瞒住在正待拆除的深水埗旧区的老太太,告诉她「顶楼加盖屋不能换取入住公屋的资格」。又例如另一批公务人员守在湾仔利东街,天天以眼神盯不愿迁离的居民,甚至偶尔入屋翻箱倒柜说是要「估值」。这些行为难道不「激」吗?再举一个例子,原本绿意盎然的尖沙嘴旧水警总部的重建计划即将竣工,发展商把其中一棵驰名的大树连根挖起,再重新植进一个硕大的缸盆。这也是很「激」的,因为它把一株天然的树木变成了可能是世界上最巨大的盆栽。当所有领教过这些激进行动滋味的市民聚集到了天星码头,却发现政府不顾民意,悍然拆钟楼。我想请问,两者之间到底是谁更「激」?

社会运动在香港向来被认为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法,而意见的表达方式则有一套从软到硬,由温和至激进的光谱。最软最温和的那种就是配合政府设计的咨询方案里,在给定的时限里按给定的方式呈交建议。硬一点的,可能是发表公开声明或者向官员递交请愿信。再强烈些,就是上街游行。因此所有的游行都被看作一种「市民声音的表达」;也因此每趟大型游行之后,大家都要忙数人头,以便确定有多少市民表达了意见。如果政府不理这些意见,我们就说政府「听不到市民的声意」。最激进的,自然是「长毛」梁国雄那种和保安及警察的相互冲撞了。通常到了这一地步,我们就会说「表达意见很正常,但是大家千万要和平理性,因为香港是个法治社会」。

这一套由温和到激进的意见表达光谱,假设的是一切社运都想影响政府决策,它们是一种在这个决策过程的意见输入方式。它们不直接干预政府的行为,相反地,它们承认整个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也承认政府决策过程的程序理性,尽管偶而会出现一些很「激」的场面,但大体是遵循游戏规则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保卫天星运动才是一场激进的社运,因为它不是(或者不只是)要表达意见,而是直接行动,直接介入政府的工作,阻止它的既定工程。所以严格来讲,它的参与者不是惯见的「示威人士」,而是「行动者」。「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由来已久,但在上个世纪的90 年代以后更是蔚为风潮席卷全球。传媒碰上这些行动,注意的往往是它外观上的激进。别说香港,见惯风浪的英国传媒当年初遇「夺回街道」(RTS, ReclaimThe Streets)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发动的大型运动,也是不知所以,只好把它描述为「非理性」和「暴力」。

本身是老牌社运搞手的加拿大社会学家理查德.戴(Richard J.F. Day),在其探讨社运新方向的近着《葛兰西死了》(Gramsci is Dead: Anarchist Currents inthe Newest Social Movements)里区分了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新社会运动」,与近年随着反全球化浪潮成长冒现的「当代激进行动」(Contemporary radicalactivism)。他认为前者的议题或许是新的(比方说关注性权、文化身分和环境保护),但仍不脱传统社运那种想要影响甚至抢夺「宰制权」(hegemony),左右政府决策的路数。所以他们仍然有组织,还会组成政党(例如「绿党」)。可是「当代激进行动」则不以介入政府决策为目标,更多的是「路见不平,拔刀就上」。他们对于一个讲究代表性和层级关系的组织也没有兴趣;相反地,他们鼓励人民的D.I.Y.精神,互不统属,人人自主。

保卫天星运动的性质相当类似这种「当代激进行动」,它不只是直接行动,也完全没有组织,更没有领导者可言。很多人以为这场运动是「独立媒体」发动的,殊不知早在去年世贸部长级会议就非常活跃的「独立媒体」根本不是什么社运组织,它只不过是一个平台,让行动者互通信息协调行动。至于被传媒发掘的明星,如号称「天星王丹」的朱凯迪,也绝对不是什么领袖。冲突发生的那一天,不要说长毛和黄毓民无法叫行动者妥协让步,就算朱凯迪肯听话离开,其他人也不会跟随他的脚步。因为他们的协同行动是个人行为的结果。

按照当前的政治形势推演,本来政府的最佳剧本是先让曾荫权来几封「香港家书」抚慰一下民情,日后再在施政报告甚至特首的竞选政纲里宣布重新检讨与保育文物有关的政策和架构。大不了就重施殖民政府故伎,委任一两个意见领袖和组织头目加入新架构,好「吸纳」社会新生力量。不过,面对一群人数不能确定也没有成形组织的行动者,这些招数恐怕都很难使得上力。

另一方面,对于其他政治人物来说,虽然这是个难得的好议题。可是从部分议员在冲突发生前的失败斡旋看来,他们应当明白自己不是这批行动者的代表。即使日后政府愿意与他们就保育政策达成一些共识,他们也无能阻止任何行动的发生。更何这批行动者不只是要保存一两个建筑物,而是要保留像利东街这样的整条街区。其中涉及的不只是文物保育政策,更是全盘的城市发展规划。这里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不是任何派别的议员可以轻易拿去交易代换的。

所以天星保卫战是激进的,不是因为行动者们闯入了工地,和保安与警察对峙,而是因为它不依循香港社运。先表达意见再谈判妥协,那种「又砌又倾」忽软忽硬的既有模式。它挑战了香港自殖民时期以来的吸纳政治,成为任何现存政治力量都吞不下去的一块滚石。

【来源:明报-阵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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