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两个圈子的边缘人

香港报纸的文化版基本上是其他版面的剩余;总之放不进港闻、财经、国际、娱乐、消费和体育的东西统统丢进文化版就对了。虽然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报纸身上,但是我们的文化版朝生夕死,随时被砍,投入的人力不能太多,所以比起《纽约时报》或台湾《中国时报》这种拥有一组人马的特殊案例,我们的文化版能够养得起一个专职记者就很不错了。

潘诗韵曾经就是这样一位文化版记者。「一开始我真是甚么都不懂,突然间采访一个编舞或者一位大指挥家,有谁拿了诺贝尔文学奖又得要赶紧出一篇特稿,实在是手忙脚乱。只好恶补,每天不停读书上网找资料,每晚则猛钻剧场看各式各样的表演。一个人实在不可能懂那么多不同领域的东西」。

做了文化版记者一阵子之后,潘诗韵被调去《明报》「世纪版」,那是一个以评介思潮知名的版面,一般认为是个比较「深奥」的文化版。才上任没多久,她就给派去北京做一连串人物专访。「我要去采访董秀玉、沈昌文、汪晖和李慎之,听说个个都是大人物,但我对他们真的一点概念也没有。于是我印了一大箱的材料带上飞机看,直到动工之前我才约略明白汪晖是『新左派』代表的意义,李慎之则是个自由主义者;沈昌文人称『沈公』,是《读书》杂志鼎盛时期的主编;传奇性的董秀玉原来做过香港三联的总编辑」。可是这一系列从零开始的人物访谈后来竟也颇受好评。能在短时间内摸到门路,可见潘诗韵是聪明的。

潘诗韵的确是个不错的记者,用行话讲,那叫做「支笔都几得」。所以当年商业电台「封咪风波」之后,谢绝采访闭门静养的蔡东豪也愿意接受她的独家访问,和她谈谈文化抱负。我记得蔡东豪当时还告诉我:「潘诗韵看来还不错,写文章很用心而且平和」。

文化记者干久了之后还要保持平和是很难的。正如所有见过世面的记者,文化记者也很容易有一种冷眼旁观的苍老心态,觉得所有人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文化圈无非就是个勾心斗角的小气世界。比起政治版,文化版的东西通常有更大的空间让记者发挥个人的态度,于是我们常常能在他们的笔下读出一股怪异的酸气,有点高高在上审判一切的姿态,又有点报道甚么事情都留点怀疑尾巴的习惯。这是处在文化圈边缘的独特视界。

「我是在离开报纸加入剧团之后,才有这种体会,才开始发现文化圈果然有不同的山头而且泾渭分明」。为什么要离开报纸呢?我这个问题或许是多余的,本来记者这行的流失率就高,尤其文化记者,你何曾见过文化版中人能升上报纸老总的地位?「原因之一是没有支持。我很羡慕港闻版的同事,他们遇到甚么困难旁有其他记者上有采访主任,一整个团队都能帮忙」。我见过潘诗韵当时的办公桌,除了桌面一小块空白区域,四周都是堆成小墙的书刊资料,就像一座小碉堡。这个空间的形象很能说明文化版在一家报馆里的处境,孤立而隔绝。

潘诗韵离职的关键是2004年尾的南亚大地震,她被临时征调去泰国布吉,目标是写一些类似《唐山大地震》的报道文学。「和突发组的同事一比较,我就知道自己不是当记者的材料。到了现场我根本不知从何下手,人家就已经迅速找到线索和对口的单位了。以前做文化版是很静态的,真正要快速反应的机会并不多。更何况我本来就不是受新闻训练出身的」。

是新闻界?还是文化界?这是许多文化记者都曾面对的身份困惑。明明是一家传媒的记者,他们和所谓文化圈的关系往往要比报馆同事还密切。明明不算严格意义下的「圈中人」,可是文化记者出席画展演出座谈会的频密程度要比一般文化人高得多。更重要的是入行的初衷,一个人不会因为想要加入政界而跑去当政治记者,但大部份文化记者则把他的职业当成一种文化工作。潘诗韵一开始也是因为对文化艺术有兴趣,「想推动香港文化发展」,才进报馆的。五年之后她加入「剧场组合」,理由一样是「想推动文化发展」。

「所以你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文化人啰」?潘诗韵肯定地说:「我在做记者的时候很清楚自己是个记者,尽管文化版不一定被很多新闻界中人认同,但我还是一个记者」。

【来源:苹果日报-文化动物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