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政纲的理想与务实

梁家杰在11月11日宣布他参选特首的政纲,第二天没有一份报纸把它放在特别显着的位置,也没有一份报纸详细罗列这份政纲的内容。这种情况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因为在香港的选举历史上,政纲从来就是种不能没有但有了也没多少人会看的装饰品。特别是在政治新闻流于耳语风声,大家关心派别角力多于政策内容的今天;这份叫做「我们想要的香港」的政纲,其受注目的程度当然及不上陈方安生会不会为梁家杰助选的传闻。

政纲一物,通常被认为不外乎空谈,难以落实,所以不必认真对待。于是又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大家愈不重视它,它的写作就愈草率,塞进去的东西就愈不边际。而现实上,立法会议员可以发挥的空间又小之又小,因此他们的政纲往往最是夸张,彷佛像一份特首的施政大纲样样俱全;反正没人会在下一轮选举计较它到底落实了几成。

至于特首选举,由于结果早定,所有市民都心知肚明当选者靠的绝非一份高瞻远瞩、掷地有声的政纲;所以它更有理由可以是篇急就章,传媒也更用不理会上头到底都填了些什么字。政纲是讲理想的,而香港人认知的政治只有现实。

长期接受殖民地公务员那种万事化约至行政问题,按章管治风格的香港人,并不惯见一个有远见谈理念的政治人物;所以当初董建华甚至梁锦松登场的时候,市民皆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可是用不了多久,泡沫爆破,一切又都打回原形了。

所以曾荫权上台的主要口号「强政励治」谈的就纯是政策执行与行政管理的效率,完全不提「强政」是为何而强,「励治」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普遍认为这一招是帖解毒剂,针对的是董建华好高骛远清谈误港的作风。于是理想对现实,远见对执行的对立习见就更被强化巩固了。

蔡子强兄在他的《新君王论IV》里专门分析曾荫权的领导哲学,精妙地将其总结为「香港仔」3字,说的就是这种「没有那么多visions,只想把交托给自己的工作做好」的公务员风格。果然曾荫权今年反复重提「务实」,似乎生怕大家忘了他超卓的执行能力,忘了过去8年各种「中心」大计带来的幻灭。曾荫权不厌其烦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去提醒市民,他和董建华是两类人;他是务实的,而董建华则是空有理念的。

现实与理想的对立在香港还别有一层政治意义,那就是民主派的追求总是理想的,而保守派的主张则总是现实的;要求尽快普选是讲理想,顾及中央的意思或者「平衡各界利益」则是现实的。由于理想的达成总是要遇到现实的阻挠,所以一提起理想,就一定得连上「空」这个字。保守派形容民主派永远喜欢用「空谈理想」的说法,同样地,讨厌董建华的人也不断使用这4个字去区别他和曾荫权的差异。

理想和现实在政治思考上的对立源远流长,到了20世纪更形激烈,原因是希特勒和斯大林都被认为是理想远大的visionary leader(邪恶版本),他们那种执迷于乌托邦想象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使得有点理智的知识分子一谈及乌托邦甚或理想就色为之变。政治思想家伯林(Isaiah Berlin)和哲学家波伯(Karl Popper)就是最有名的例子,他们再三告诫为政者必须有清醒的现实意识,切莫以为有一条简单的律则可以推演社会的进程,有一个伟大的愿景是可以不计代价也得尽力实现的。

民主派和保守派的对立,董建华与曾荫权的区别,也被许多务实的香港人放在这样的框架中理解。似乎理想谈得太多不只无助于现实的维持和改善,而且还会酿成大祸。

然而现实与理想真能如此一刀两断地切割清楚吗?务实就必然可以不谈理念吗?事情恐怕也没那么容易。以惹起各方反对的销售税为例,政府再三强调税基过窄的问题,试图以此说服市民接受开征销售税。可是当被问及多收回来的税款要拿来做什么的时候,财政司长唐英年几乎是在没有详细备案的情况下,张口就说要把钱投在教育上面。我想没有人会反对香港的教育投资应该扩大,但政府开征一项新税种,着眼的就真是教育吗?看来又不像,起码扩大教育投资一直都不是政府宣传销售税好处的理据。

这就是有没有理念的问题了。在政治判断里面,理念和理想关切的是价值的选取,利益分配的决断;而务实则倾向于解决现实发生的问题。前者是政治的范畴,后者是管理的范畴,二者缺一不可。税基过窄也许是个问题,开征销售税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单单着眼于此,不足以说服市民,也不算完整成熟的政治判断。反过来,多了的钱该怎么用?用在教育上为主呢?还是都放在医疗和福利上呢?这就涉及到价值选择的层次,是该谈理念和远景的时候了,是领导人要告诉大家他将带领社会往何方发展的时候了。

再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假设某地的交通因为道路不足而挤塞混乱,从务实管理的角度看,解决方法当然是修建一条新路。可是这条路要经过哪些地区?遇到受保护建筑或天然湿地是该花多几倍钱绕道而行,还是成本效益优先所以遇神杀神遇佛灭佛呢?这就是利益分配的问题,是测试为政者理念为何的关节了。

没有理念与理想的支撑,所谓务实就会变成真正的空谈。少了理念的点睛,一份政纲或者施政报告就算文辞写得再动人,有更多零碎的「德政」,也不会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不能起到凝聚民心指引方向的作用。今天我们回顾罗斯福的「新政」、肯尼迪的「大政府」甚至贝里雅当年的「第三条路」,或许不能同意它们的内容,或许会指摘其中有太多口水的成分;可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是它们的理念而非现实,令我们记住了它们。

【来源:明报-笔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