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皇帝越好司法越糟

按照台湾史学家卢建荣的说法,唐朝司法制度里的「廷议」固然是非常上诉的最终审判,让文武百官共同研讨案情,再以投票的方法断案;但这个看来十分公平谨慎的做法往往也是帝王威权和独立司法精神决战的场域。

尤其遇到了皇帝最害怕最担心的谋反案件,皇帝本人多半倾向宁枉勿纵,杀错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满朝官员为了避免祸延己身,通常就不敢违迕上意,结果冤枉了不少无辜被告。

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在没有体制上根本独立的司法权的年代,中国还是有一些法官坚守专业立场,排众而出不从流俗,比如说之前我们提过的徐有功。

有一回,一个叫做颜余庆的人只不过因为当过一个叛乱亲王的部属,就给人告他是叛乱魁首。证据之一是颜氏在主子被审的时候还给他写信,平常又替他处理过私人债务(这被理解为筹募叛变经费),甚至还为主人买过几把弓箭(不消说,这被理解为叛变用的兵器)。这宗案子一直打到了廷议的阶段,当时武则天当着百官的面先行宣布颜余庆就是叛变集团的首脑,看来是不用再审了。可是徐有功此时又忍不住站了出来,按照《唐典》条文逐点反驳武则天,先是厘清「首脑」的定义,再指出没有证据证明颜氏买弓箭的意图就是为了帮主人准备叛乱武器。结果强悍如武则天也不得不让步,颜氏得保一命。

自此之后,徐有功就和今天台湾的陈瑞仁检控官一样,成为时人心目中的正义化身。后来好几次廷议谋反案件,只要徐有功指出了疑点,就算武则天百般恐吓,官员们就勇气倍增,敢于站到他那一边,平反了分明就是冤枉的被告。

可是我们要注意这是因为当时的皇帝是武则天,她本身的政治合法性就很成疑问,所以不敢在法庭上太过胡来。换了另一人,例如唐太宗李世民,结果或许就很不一样了。所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中国历代皇帝的行政权力其实从未停止过干预司法程序,尤其是牵涉到与利益与之相关的谋反案。而大家心目中越好的皇帝,干预司法的结果就越成功,因为他们的声望权威够大,对自己的判断又充满信心,所以廷议之上没有人敢抗御意。唐太宗这么好的皇帝,就屡次不顾少数司法官员的反对,硬是处死了好几个无辜被告。由此可见,没有制度上的彻底分权,再好的领导人都会变得十分危险。

【来源:都市日报-兵器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