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文化难民新一代

早前董桥先生放假,编辑命我填空,还出了道题,要访问一些香港文化人给读者看。我想他或许以为我交游广阔,做的东西又杂,应该认识不少文化人。的确我是认识很多人,但深交不多,连常见面茶叙的朋友也很少。为什么?因为太忙,总是同时做很多不同的事,很多看起来毫不搭边的事。在拟定采访名单的时候,我发现其实香港这个小小的文化圈里,不少人都是这种状态,东跑西摸,不像大陆和台湾那样,写诗的就专心写诗,做音乐的就专心做自己的音乐。

罗贵祥曾经把这类文化人比喻为遭遇海难的难民,在水上载浮载沉,见一块木浮过就抓一块木,有一张椅子飘来就抱住不放,深怕漏了一样东西就会葬身大海。我想他说的除了是经济的原因之外,还是一种根本的心态。

永远哈哈大笑,看来极为开朗外向的邓小桦也是难民之一。她现在要教写作班,编辑叫好叫座的新进文学杂志《字花》,写报纸专栏,经营自己的博客(她认为这也是种工作),还要兼职编书和校对,此外偶而也参与展览一类的文化活动,同时又是一些社会运动的散兵游勇(例如世贸部长级会议在港召开期间,她就是积极的示威者之一)。除了这些她数得出来的东西之外,我还在许多不同的事件和媒体上看见她的名字。用个通俗的说法,这叫做行情开始走俏了。

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事呢?我换一个问法问她:「如果要妳只能用一个身份来界定自己,妳会选哪一样?」她一贯地反应激昂,连声呼叫:「唔得,唔得!好难想象!好恐怖!」什么原因?「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有连系的」。

我想起我自己,当被人问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回答。然而那是种什么连系呢?邓小桦的答案和我的答案也很接近:「那大概是种责任。我读书,但那些书其实不是我自己的,对社会总该有点回馈。」难道编文学杂志和在电台主持文化节目就是回馈和尽责吗?「我希望把不同的声音,一些平常没人听见的声音表达出来;同时令听众和读者看到另外一种感知世界的方法,给大家留一点观察的空间。」

说起来文学还真是一种平常没人听见的声音。向来从事文学艺术工作就和「推广」文学艺术是同一回事,香港尤其如此,所有文化人在这个意义上都是文化推销员。故此你编一本文学杂志绝不能只是追求质素,还得令「大众」接受。比起过往某些本地文学杂志每期发行几十本的惨况,《字花》一期卖上千多本的数字实在值得开香槟了(所以我说它「叫座」)。「我们的办法就是注重营销,搞好发行之余还要透过媒体大卖广告,硬说它有多好有多妙」。

虽然《字花》的内容不能算是通俗,但文化人总有这点信念(还是迷信?),觉得「大众」不一定不能接受看起来陌生难懂的东西,问题只是他们没机会接触。所以重点在于找出接触大众的办法,而不是放弃自己坚守的东西。

想当初我也如此相信,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所谓「大众」是举得起来的。我没有告诉邓小桦,刚开始做电台节目的时候,也有人担心她知名度不高,怕她新人登场做不到电台的要求。我那些朋友今天看见我,却纷纷赞好,说她是块料子。如今邓小桦手上有几个点了,只看她怎样连点成线,织线成面。

「连结」是邓小桦的一个关键词。我不说她「写」而是「经营」一个博客,指的是她花很多时间在网上流窜,响应别人、转贴文章、制造链接。「这样才算博客,博客的本质就是铺网,不能光把日记贴上去就算」。难怪她把博客也当成一种「工作」。

假如「文化人」这个称呼太空泛,没法令人抓住重点。那么我必须郑重地说,邓小桦首先是个诗人。自大学年代公开发表诗作,她的作品就被人看好。只读她的诗,你会以为她是另一个人,像她的语言,平静、和缓、清明,但是低沉;例如:「秋天最危险:每天与认识的人谈话你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不想再说下去梦里来回乘车打一万个电话想找的人已经走了」。(〈港口与岸边〉收录于《不曾移动瓶子》)。有种情绪在里头,不易抒解。

所以她的「连结」又有了另一层目的:「做这许多事,是因为它们都能宣泄情绪,把自己投向外在,换一个方法感受世界和自己。写诗也好,参加游行也好,都能焕发感受的能力;然后再从外在的世界看回自己,认识自己」。我同意,这可能是我类文化人的利益,杂多的业务是了解自己甚至创造自己的杂多渠道。

曾经有异地友人问我和胡恩威:「你们香港的文化人都是这样,要做这么多的事吗?」后来我俩自己聊起,不禁有点太看得起自己地说:「这些事我们不干,还有谁做呢?」莫非难民太少,浮木太多,所以不多捞一点就对不起社会?看见邓小桦,我想自己可以少抱一块坠落海中的门板了。我问她:「累吗?」「很累很累,但不做不行。」才28岁,累的日子还长得很呢。

【来源:苹果日报-文化动物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