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动物凶猛——令人发指的青春

整理:邓小桦 (原文刊于《中大四十年》)

94崇基哲学系毕业的梁文道,素以奇行怪事闻名中大。即便如此,在牛棚书院里他开始叙说的那一刻,还是没有任何迹象暗示他大学的青春,如何令人发指。

我是90年入大学的,在学时并非积极的社会运动份子。那时我们比较接近港大所谓的逍遥派——但我们的逍遥并不是去舞会那种。我们是一班念哲学的人,自觉很与别不同。一方面看不起别系,给他们改花名(例如GPA=猪标A);又不满自己系内一些认真念书的乖同学,觉得他们可笑,有些教授明明不好还这样读法,不是做学问。一方面又觉得做学问很神圣,但做学问不是考试考得好、功课做得好这么简单的。我们倚赖的是与师姐师兄师弟师妹一起搞的读书会,像新马克思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或者笛卡儿之类,觉得「咁样先系波」。我们又不喜欢搞学生会的人,常常嘲笑和玩弄他们(见后文)。(问:为什么不喜欢学生会的人?)因为觉得他们很无谓:我不否认学生会要关心社会,但问题是学生会和整体大学生的距离很远,作为代表大学的学生组织,却从未认真搞好过认受性的问题。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觉得好像在大学里,做什么都不是。于是就几个焗埋一齐玩。

学问,神圣得像《龙虎豹》

上Being and Time时,我们觉得那些书很神圣很宝贵,要包好。有些同学很严肃地用包书胶包,我和一些朋友则用《龙虎豹》的内页包《存在与时间》,持之上课,以示嘲弄。

那时我们上课很求其,因为觉得那些课无聊,就玩花样,包括躲到课室最后一排去玩火机。后来发现这样太无聊了,还上什么课呢,不如不上。后来发展到,连其实挺好的课都不想去上了,唔知点解。但其实又很想上,于是一班人约好一起上。但班友又衰格,成日放飞机。最后演变成几乎完全不上课。后来有人说你不应该常常不上课,我说不是不想上,是不记得。他说写下不就可以了,我就把每天的时间表写在白T恤上,「T 3-4 Lady Shaw」这样,不记得就查看件衫,大家看见又会提醒我,每日换一件T恤,真是很方便。

我试过去考试,如果觉得试题出得不好,就在答题卷上质疑试题,把试题修改,再回答,答又是答我自己的答案。当然不合格。大二曾差点因为成绩太差而被踢出去。当时我最讨厌一科崇基的「大学修学指导」,教人怎样读大学,每个一年级生都要上。郭少棠等就会教你什么是大学理念、怎样写论文等等。我很讨厌这科,重修了三年。第三年是张灿辉教,他对我说:「唔该你啦,你今年再唔合格就毕唔到业o架喇,唔可以咁o架,你都第三年了,呢个系一年级既course,suppose你读完呢个course先知点样读大学o架。」

当时我常泡图书馆,用荧光笔间图书馆的书。我一年级时还很天真,说这样不太好吧,但有个助教却说,这样才好,给别人指示重点。我想想也有道理。有段时间很多人偷书,我们觉得偷书很无良,我们就送书给图书馆。送的是《龙虎豹》,自己出钱钉装,硬皮,烫金,译成英文「Dragon Tiger Leopard」,放在哲学书堆里。还帮它做了图书咭,让它可以被查到。

当时我们很讨厌学校的大学书店,将它卖的一些渣书,放到没人找得到的角落;也藏一些好的,一年级时藏的书到三年级还能找到并买回。那时没有barcode,英文书的价钱都是用铅笔写在书后面,我们就用擦胶——当然是店里的擦胶——改个便宜的价钱,才去买,好多书都是这样买回来的。

春风化雨念师恩

当时校长、院长都对我们很好,尤其崇基院长沈宣仁。我记得崇基校庆时我们玩一些无聊幼稚的游戏,例如在水枪里放入一些会褪色的游墨水,见到沈宣仁便大叫:「喂院长,睇野呀!小心呀!」就射佢。他穿白衬衣。[1]

[1]
崇基同学与院方之权力关系似乎常有拉锯。99年3月崇基毕业拍照日,校方与各系会约法三章,不可放炮仗,否则会扣起搞手们的学生证。但有工程系搞手就铤而走险,在近两百人面前大放七呎长炮仗,然后四散。事后,据闻校方扣起所有搞手的学生证,希望寻出凶手,但亦不果。

我们夜晚也会潜入教授的房间,看有什么好东西。(问:有没有拿走?)我们不作兴拿东西,我们喜欢放东西,送东西。譬如喝了一半的牛奶瓶。

冯景禧的电梯口都有一排排的水牌,标明教授的姓名和办公室房号。我们讨厌某些教授,会把他的水牌弄断,又或者干脆抽出来让它消失;等到换上了新水牌,再把旧水牌插回去,那样上面就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水牌。总之要让大家知道呢条友有D古怪。[2]

[2]
新亚人文馆九九年装修,新的水牌将「人文馆」写为「人民馆」,比梁文道所为更具颠覆性。钱唐牟诸位新儒家学者,因反对大陆赤化而徙居香港,致有新亚书院之创立。想其之于泉下,对「人文」变为「人民」,亦难免不能释然。

那时赤坭坪很多人养狗,有些狗会在冯景禧楼下等自己的主人——我是那时认识卢思骋、施鹏翔他们,我们常拐带他们的狗上四楼。狗常和中文系、哲学系的老师一起坐电梯,他们一脸惊疑。我们给牠水喝,带牠逐层散步。牠自己跑到楼梯间拉屎,我们也不知道,看见时说:「呀,拉屎呀?由它吧。」

上郭少棠的课时,我们像中学一样,最坏的学生都坐到最后一排,看见头几行有个英文系的女孩挺漂亮,便用纸仔扔她,大叫「喂靓女!阵间睇戏o岩唔o岩呀?」然后郭少棠就会站在我们后面,说:「好o勒下!呢几位哲学系既同学唔该你地出去o勒下!唔好入黎喇。」

有些教授是传媒明星,常接受传媒访问。我们又很不喜欢,于是扮传媒去访问他。有次玩电话访问打到一名教授家,指南丫岛发现了一条村,姓蓝的,还处于明朝的世界,不知有现代社会,女人还在扎脚,问他有什么意见。那是凌晨三点多。该教授怒道:「没什么意见!」就挂了线。我们把过程录了音,第二天在他课上播。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当时我们的生活习惯大概如此:以宿舍为核心,没宿舍的人就屈蛇。我住过神学楼和文林,其实两座宿舍都是以清静闻名的,[3]宿生都乖乖读书,但我入住之后环境就很大变化了。我住文林的时候,当时和舍监(已故的心理学系梁展鹏教授)很唔妥,[4]就搞很多花样,例如在门口贴裸女海报,适逢开放日家长要来参观。舍监来叫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不肯,于是他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海报撕掉,我们当然再贴。他敲门叫我把它撕掉,我说你不喜欢它什么呢,他说有伤风化,我就说咩系风化先。他辩不过我们,说「总之我唔钟意佢露三点」,结果我和同学拿枝箱头笔,在裸女身上画上胸围底裤(问:空心还是实心的?答:实心。),「咁样得唔得呀?」

[3]
有关宿舍的宁静与否,大家可以遥想98年某夜:一班应林堂男生就抬了扩音器及咪到宿舍天台,狂嗌粗口十多分钟,直至有人投诉才逃走。

[4]
每年崇基的傅元国杯完结后,某崇基宿舍的舍监都会很豪爽地邀请宿生食宵夜,筵开五围——即使每台吃几百元,也是千多元找数。但有一年,一班波友出现,大叫鲍鱼仔、赖尿虾、炒牛柳之类贵价食物,单是一台人便吃了千多元。舍监找数时面都黑晒,一声不响。翌年这位舍监再请食宵夜时,就改为资助每台二百元,余数由食者自付。据说,这位舍监平日也不太得人心,有一次他房门的匙孔被人填满万能胶,被迫要破门才可入屋。舍监与宿生间之关系可谓耐人寻味。

保安组也认得我们,因为我们常常破坏公物。有一次庆祝我生日,烧野食,就去当时建造中的海洋生物中心地盘,托了一部铲泥车回来,到神学楼天台烧烤。有时走到海边,剪开人家的铁丝网,破坏人家的艇,又试过弄断一棵树。那时保安组常常抓我们,查我们的学生证,后来熟了,远远的就招呼:「喂哲学系的!」据说当时的系主任刘述先也觉得很尴尬,怎么会有这样的学生。那时我们的助教也是这样,都抽烟,冯景禧四楼整层一股烟味。石元康先生最疼我们了,我们常到他房去煲烟吹水。[5]那时日间就叼着口烟,在走廊上走来走去。晚上就在走廊踢球,打破玻璃。还射飞标。放置一个装满啤酒的雪柜队啤。

[5]
现在石元康先生还会打开门抽烟。

那时我们一班人都抽烟,会在大学所有不准抽烟的地方抽烟,例如canteen。(问:怎么可以不赶你们出去?)我们多人,又粗口烂舌,别人很惊。有人走过来说这里不准抽烟,我们就啤住佢,照食,接着他就会很惊慌地走开。

我们也试过晚上去荷花池游泳。有些同学比较好「呢味」,我们就去「捕」佢,见他差不多游回岸边时,我们一班人就向着他撒尿。后来也有人晚上改去中大泳池裸泳。[6]

[6]
九九年夏,中大学生会有两名干事,开完会后因心烦气闷,亦跳下泳池畅泳。一人不理其女性朋友于岸上喝骂,只着内裤下水;另一人较为腼腆,不脱外衣裤。其后半裸泳者大呼「好正」,全副衣装者则几乎溺水。可见梁文道等人裸泳之高瞻远瞩。

夜晚我们又很作兴到大埔道走,因为那里没什么人,就在路边扮睡觉。听说有人真的拿了被子枕头在大埔道的马路上睡觉,差点被车辗死。大埔道马路旁的山边有些铁梯,我们试过爬上去上面,有巴士驶过时便马上对着它撒尿,看能不能淋上巴士顶,有时风向对了,是可以的。(问:那时冷气巴士不多,坐上层开窗的人大概多得你们不少。)想起来真是很贱。

我是流氓我怕谁

我们有些人,根本就是从中学开始惯了欺负同学的,上来大学后继续虾虾霸霸。我们曾经思考过,中学不是有人在校门口「捕」人令人很害怕的吗,为什么大学就没有这文化呢,应否把它延续呢。试过有次,听说联合伯宿有个人很讨厌——其实我们完全不认识他——我们就去伯宿找他晦气。他可能闻风躲起来了,我们就逐间房拍门,要摷佢。最后还是找不到,就在伯宿的墙报板上钉了张纸:「xxx,小心D呀!系中大见到你,见镬打镬呀!」(问:那即是最后也没有发生真正的暴力?)也试过真的打人,念研究院的时候。那人在小桥流水被我截住,浸佢个头落水,打佢。好暴力。

我在神学楼住的时候,房门口挂了一把刀。也有人在宿舍里打沙包练拳。有次一个师弟,他的咸书借了给人,但对方不还,他就来找我。那些咸书是我借给他的,唔还即系落我面o者!于是我用报纸将牛肉刀卷了,插在腰后,就去应林堂找那人。后来一见,原来是认识的,不过不知名字而已,当下一切没事,大家坐下玩乐。我师弟尾随而至,被我训斥:「借D书俾你都睇唔住,唔好同人讲跟我呀!食屎啦!」

我们又认识过黑社会。那人是我同房(亦读哲学)的一个朋友,常旁听哲学系的课,又认识很多沙田马鞍山的大佬。那时他面对一个很大的挣扎,就来问我们这些读哲学的,看能不能帮他解决这些人生问题。那时廉署说想聘请他,因为他熟悉小区关系;另一方面,马鞍山有个大佬话俾成条村佢睇。到底系去马鞍山睇条村好定系入ICAC好?(问:你们叫他去睇村吧?)那当然。他很打得,很多大佬都是他师弟。试过晚上在荷花池畔,我们会练爆樽,将canteen外的空樽整箱整箱拿去爆。弄伤要去clinic,去多两次之后,clinic中人也全认得我:「又是你!又是碎玻璃黐在伤口上。」(问:为何不能制止你们?)大学没有训导。顶多把我踢出校。我试过明明是左手弄伤了,跑去问刘创楚说他那科考试能不能延后,我骗他自己是左撇子。

学生会克星

我们喜欢玩弄学生会的人。那时要在火车站旁那条走廊贴海报宣传活动,必须盖上学生会印。我们就趁晚上无人,开了学生会的门锁,用他们的资源。例如用学生会的笔,在一些海报上写一些无聊句子,(问:例如?)「万宝路,醇和好烟味」或「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之类,盖上会印就拿去火车站贴。[7]别人会想这是什么呢,为什么常常贴这些东西呢。学生会当然发现不妥,那时谭骏贤(92学生会会长)来问我「做咩呀」,我话「冇呀,做咩呀,问咁多做咩呀!」现在谭骏贤和我挺要好,但当时我想他很不喜欢我们。(问:他们已经知道是你们做的了?)知道啦,还有谁呢,这么无聊。真是很无聊。

[7]
94年中大学生报有报导〈二百多同学被作弄,海报恶作剧惹公愤〉:校园中曾见有「性爱心理学讲座」的海报,嘉宾乃顾修全与钟淑慧。二百余同学受到吸引,前往出席,苦候良久,不见半个人影。不知这张海报与梁文道等人有否关系。

后来我们终于想不如玩大佢,就召合志同道合的别系别院同学——那时经济系有些人也很坏,后来最坏的都去了当差,不知何解——93年组庄参选学生会。我们政纲的第一点是:若成功上庄,就全民投票解散学生会,我们已算好了每位同学可以分回多少会费,很笋的,赢梗啦。正经参选的那班人就很惊,想来找我们共商国是。

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小报,我们觉得自己是吟游诗人,也出了一份《吟游诗刊》,当然是晚上潜入学生会用他们的复印机大量复印的。譬如有一个「边塞诗专辑」,是歌颂中大保安组的,说他们「一出四条柱无故人」之类。

鳄鱼泪(又名:小动物之爱)

我当神楼楼主时,还让大家养小动物。例如我在街上捡只猫回来养,后来很多人都养猫。有人养鱼,一位哲学系同学连床也拆掉,整个房间都是鱼缸,他睡地上。据说隔一两个月,清晨三四点他会到花墟卖鱼苗。(问:此人名字?)林仕恒。有人养鸡。鸡在走廊上走来走去。(问:大鸡还是小鸡?)小鸡养成大鸡。后来因为鸡太吵了,便放牠到小桥流水处,据说后来让工友捉回家去,吃了。(问:有没有不开心?)都有啊,于是便再养,说算了在下面养几只给大家吃吧。有人还曾收养过一只刚出生的小鹰,从巢上掉下来的。念研究院时我自己收养过幼鸽,大家一起在学校里,教牠飞。还真有人大叫「我示范给你看!」然后张开两手扮扑翅。

神怪集团哲学系(或:集体的吊诡)

我们有队band。唱Led Zeppelin,也唱Eagles。崇基不是有校庆、歌唱比赛吗,别人都正经地唱,我们就只有一个人在前面唱优客李林,后面的人就走来走去、踢波、拖地,还戴着金色假发。在Chapel,别人唱混音圣诗,我们就唱国际歌,有成队band,有结他。后面有个大十字架,我们唱到「从来都没有什么救世主」,就脱下上衣抛向十字架(但不够力丢不上去),露出肥肉,拔出皮鞭(皮带?)大力挥舞。(问:怎样可以及时脱掉上衣?)差不多时间大家就已开始准备。当时连沈宣仁都话「好o野」也有一年全哲学系正正经经唱歌,唱的是绿宝橙汁的广告歌(「绿宝橙汁解渴顺喉/绿宝橙汁清新感受」),全曲不足15秒,大概是有史以来最短的一首参赛歌曲,别人还未听清楚我们已经下台了。

当时我们哲学系学生都有很多奇怪志愿,因为念哲学都不知将来可以做什么。我自己就曾在大埔酒吧认识一位大佬,他力邀我去帮他睇住盘数。听说有一位师兄,他副修法文,有一天突然不读了,留下一封信给教授,说他要到非洲某个讲法文的地区,替当地土著和讲法文的人翻译。但是,他既不懂法文,又不懂当地土著的话……不过,据说过几年他真的去了。又有一位师兄,很想做牛仔(cowboy),毕业之后写了很多求职信到美国的牧场,现在不知怎样了。我有一次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当年的同学,问佢呢排捞紧乜,他拿了一迭相片出来给我看:「正野呀!」我一看,是那些庙街卖的假金捞、假伯爵表,哗呢D真系罪犯黎既。还有一个数学系的朋友,常来旁听哲学系的课,他现在牛棚附近做保安员。他最喜欢维根斯坦,在网上开了个维根斯坦讨论组。(问:哲学系94年毕业的一位女学生,好像是全港第一位赛马女记者?)我知,那是师姐O仔嘛,好friend架,一年级时她常带我们出去饮酒。她在大学时已赌得很劲。崇基近嘛,也有同学早上去看晨操。有个同学,书架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本本的剪贴簿、笔记本,全是他的心得和剪报。后来他住到青衣,在青衣教中学,听说他三年没有离开过青衣岛,每天只去马会和学校。

赌马有很多派别,晨操派、往绩派、血统论、内幕消息派,我们系里什么派别的都有。有些同学喜欢看西报(英文报纸),因为西报科学,讲血统和往绩。但我这种间中玩o下的,就喜欢玩内幕消息,比较有趣。马经里有「舞小姐手记」,声称是一个夜总会的大班写的,内容完全不提赛马,只写「woo今晚保罗少又来了,唉呀买起了翠妹同小河几粒钟了」,那你就知是叫你买翠河,某场某金额。(问:准否?)一时时啦,准起来很离奇。喜欢赌马的人赌到发癫,发梦都会梦到,好像报梦一样。一次有个同学说有仙人向他报梦,某只马头场就要落重锤,独赢。但仙人所说的那只马是不存在的,香港根本没有这只马。但一个月后,那只马真的来了香港,名字一模一样,你话坚唔坚先?买唔买先?梗系老x都买啦!就中。

有同学喜欢晚上坐小巴到旺角雀馆打麻将赚钱。我们个个都想赚钱,有很多外快。有位哲学系师姐的姐夫做家俬厂,便找我们一班师兄弟去做咕喱搬家俬。当时有个师兄在德国读博士,他说有个德国朋友经过香港,想打打工赚钱,叫我地俾条路佢行。我们便带这位也是读哲学的德国朋友去做咕喱。你想象一下,街边一班人赤着上身,露出肥膏,叼着口烟,搬家俬上酒楼,但讲英文。而且那时很开心,因为可以讲粗口;最喜欢发穷恶,例如有阿婶阻着楼梯,就喝道「X你行X开D啦阿婶,撞X死你呀!」搬运非常好赚,做得晚了还有老板请吃宵夜。又有体力劳动,觉得自己很无产阶级。

有个同学,他在canteen只吃菜不吃饭,我们路过,问他何解,他说他很怀疑那些饭的存在。我心想你又不怀疑那些菜的存在?但也没有和他争辩。有个朋友是一名诗人,又很大只。他常常站在新亚山头,望着吐露港,一站7小时。路过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构思一首新作。(问:那为何要练大只?)我们也问过,他说:「我的诗也在我的肌肉里面。」其实滚下新亚斜坡并非我首创,而是听说以前有位师兄做过,觉得好玩,便试试。那时用两条棉被裹着自己,绑好,我宿友在旁支援,见我大叫「喂就黎撞埋去勒!」就冲上来踢过去。没滚几步已经晕得要命,太辛苦了,不会再做。

我们讨厌集体,校庆时大家为自己所属的团体高叫各种口号,什么「应林大哂」、「何宿大哂」,我们总是叫「十三苑大哂」。十三苑是教职员宿舍。

我们重视「传承」,为什么之后会有这么多师弟跟着我们一起做这些事呢,就是因为我们热心参加细O’camp,向他们灌输我们的传统和精神,然后就会带他们出去搞。我自己一年级的大O’camp反而没有去,因为那时我寄住在赤坭坪,认识很多人。后来则是夜晚回赤记,日间去玩O’camp,今天玩崇基,明天玩新亚。别人问:「咦昨天你怎么没来?」我说「系啰!我今日先黎join呀!哎呀,点呀?」去遍四书院O’camp,看看有什么靓女,到处问人拿电话。[8]

[8]
每年的大O’Camp,崇基的迎新营搞手都会在火车站出口摆起多个摊位,公然大玩新生。当新生步出火车站,就会有搞手问你是否崇基人,答「是」者将获贴一张贴纸。走过马路旁两则的摊位时,身上有贴纸的新生便会被人带去排队验尿和申请图书证。他们大都怕执输,所以眼见人龙很长,也会照样排队。据亲身经历者称,有一傻仔验尿后从屏风走出来,手上拿着一杯极品,大家都弹开。又有搞手会叫你做一张问卷,问你几多岁?拍了拖未?有没有性伴侣?多少个?一周做多少次?是否时常手淫?另外,有搞手会扮成死飞仔,专门截停较文静的新生,仲话入大学一定要有人照,所以要交360元入会费,迫你跟大佬,驳咀者就交3600元。当然,飞仔收了的钱会在迎新营完结前发还给新生。而大会亦会鼓励新生们,说「大学生要学习独立面对问题」。

那时因为不上课,我们睡到两三点才起来,去CC canteen吃我们的早餐。我们不喜欢坐对着荷花池那边,喜欢坐到山边,好抽烟。那时崇基还有啤酒卖。我们每人手持一枝青岛、生力,与清洁组、渠务组的阿叔们混得极熟,大家一起饮酒刨马经,分析赛果。黄昏时我们会各自修行,我多半是去图书馆。晚上再吃点东西,大家就去吹水、打牌、操啤、睇咸书、在宿舍煲烟(问:怎样可以在宿舍煲烟而不被警告?)。我三年级时回到神学楼住,很受欢迎,被选为楼主。我便宣布,大家可以抽烟。

那时晚上的主要活动是到大埔食宵夜,饮酒。到凌晨三四点左右,便一起从大埔回中大,步行。边走边唱,什么都唱。有时一起将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哼出来,每人扮不同乐器,有时唱张学友。难得六、七点回到学校,便吃过早餐上早堂。教授都会很惊,成个学期都未见过我o地,点解会上早堂呢。

那时我很喜欢看漫画,像《古惑仔》,现在还在追。床底下是一箱箱的漫画书,还会常常拿出来回味。到毕业的时候,看着几万本漫画,拿不走了,唯有送给后人吧,我们万几本的青春啊。

问:毕业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以后都不能过这种生活了」,以致很伤感的感觉?
答:我不知别人怎么样,我自己就不怎么伤感,因为当时在外面已经有很多搞作,觉得一定可以有类似或更好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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