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没有什么是不能拆的

执笔之际,闯入旧天星码头示威者已全被驱离。而行政长官曾荫权则就此发表声明,他指出天星码头搬迁一事经过五年咨询,早就得到了社会共识;而且提醒公众,在保育与发展之间要「取得平衡」。在保育和发展之间「平衡」?这是政府的政策吗?这是政府规划和形塑香港都市面貌的基本思路吗?事实上,除了石硖尾公共屋邨将会留下一幢大楼之外,在近年几乎所有市区重建的计划里面,我们看见的都不是平衡,而是彻底的倾斜。利东街的重建平衡了吗?即将被拆除包浩斯式建筑湾仔街市平衡了吗?几乎每一次当「发展」(请注意这里的『发展』不是今日官场上人人挂在嘴边的『可持续发展』,而是老派的、硬式的、绝对单向的发展)与文化保育发展冲突的时候,要让路的都是保育。

而且曾荫权这段简短的谈话根本没有触及更严峻的政治问题。如今政府面对的已不只要不要保留老天星码头;而是为什么明明有一份古物古迹办事处在2002年提出的异见报告,却不见政府反思响应,还要在官方网站上将之抽起,甚至否认咨询过程中有任何反对的意见?那分报告清楚指出「将它(天星码头)搬去第4-7号码头的建议完全不受欢迎,当局应考虑将钟楼,甚至是整个码头搬迁至一个与周围环境和谐共融的新地点」。请注意,这里的「搬迁」(relocate)指的是原件搬迁,而非拆重建。在被揭发当局隐瞒了这份肯定老天星码头和钟楼历史意义的报告之后,官员不只没有就其中论点作出任何正面答复,反而还再次重申古物古迹委员会没有反对拆卸行动。这是一个有诚信的政府的态度吗?

再说咨询的问题,政府确实是针对填海与搬迁码头一事做过五年的咨询研究,也因此有评论批评示威者「输打赢要」,「不早点出来反对」。可是今天局面是否正好说明了当初咨询的方法有所缺失,才导致市民在这最后关头跑出来反对抗争呢?证诸许多先进地区的做法,但凡工程涉及具有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的地点,当局都会事先进行极为系统和民主的咨询,而且大事张扬,力求各方警觉,进而促成社会辩论,再达成各方共识。可是政府这回的咨询却一直没有突出天星码头的拆卸问题,让它成为焦点。或许政府就是怕它成为焦点,怕它变成阻碍自己填海工程的绊脚石。又或许政府从来不觉得老天星码头与钟楼有任何重大的历史价值,所以不以为有需要把它当成特别议题。说到历史价值,老天星码头与钟楼如何成为香港人集体记忆的坐标,论者甚多,不用赘言。总之,天星码头绝非一个空洞的、可以任意处理的「空洞」space,而是一个富含意义与情感的「地点」(place)。为什么这么有价值的地方,当局可以视而不见,乃至于不用在之前的咨询工作里把它变做讨论重点呢?答案之一或许是我们有关遗产的定义了。

按照目的法例,一座建筑物的历史意义是由它的年纪来决定的,不够50年就不够意义,可以不理也可以拆除。这条规定早就被人诟病多年,一来是因为它太过机械,无法处理像天星码硕这种特殊案例;二来是它只考虑到有什么前人的东西值得珍重,却没有想到我们这一代人打算把什么事物遗留下去。按照它的逻辑,理论上这五十年内兴建的所有建筑都是可以毁的,比如说汇丰银行与金紫荆广场。

而现今的世界潮流却是放大「遗产」的概念范围,不只顾及有数百年历史的教堂皇宫,也要包括新近的建筑和地点。因为「遗产」不单单是老旧的事物,它还得令大家思考我们想要留下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印记给后人。当然我们不能保存一切建筑,有些甚至是不拆会令人很难受很碍眼的(在我看来,尖沙嘴的文化中心就是一个好例子)。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日益重视城市文化环境与体验经济的时代里,成立一具有充分代表性和专业判断能力的「遗产委员会」,赋予它更大的弹性,让它依照审美与历史的价值去决定什么东西值得作遗产。

英国的「遗产保护局」就是这样的机构。前几年它曾在英国报章刊登大幅广告宣传理念,鼓励国民珍视身边的环境。其中一个广告的标题是「一间叫做厕所的建筑,不见得必然低级」原来在广告刊出的三年前,一个建筑师为伦敦的某个街区设计了一间样式精美采光与通风良好的标致公厕,深受居民业界的欢迎,于是被「遗产保护局」宣布为「英国遗产」,并且当做宣传噱头。在其遗产单之内,除了厕所之外,甚至还有巴士站亭、路灯和一张公园的座椅。

一边是一间盖了三年的厕所也要保留,另一边则是连一座见证香港历史48年的钟楼都不放过,也许这就是被公认的国际大都会与自许的国际大都会的分别了。

【来源:明报-笔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