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其实是个文人

才刚坐下,马家辉就向我讨了一根烟,然后拿出他那有三百万像素的全新摄像手机,请餐厅经理为我们拍一张照片。他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在餐厅里抽烟了,再过两天此情不再,要好好留念」。

我想起十年前,拿到博士学位没多久的马家辉自美赴台,教书教不到半年就回香港参与《明报》「世纪版」的筹办工作。当时他约我出来,也是两个人这样子坐在餐厅,一人一根烟隔桌对坐。有一天晚上我们跑去看电影《古惑仔》,散场之后又是抽烟聚会,他说:「不如找『牛佬』(《古惑仔》原著漫画的作者)谈谈,看看我们有没有机会出镜」。

其实马家辉长得还挺上镜,我们常笑他是「师奶杀手」(意思是他杀不了少女)。他也很有镜头瘾,前年他接过大导演陈可辛助理的电话,想请他客串一个学者的角色,和舒淇(是那个女演员舒淇!)来一场对手戏。他开玩笑地说:「这通电话我等了四十年了」。可惜舒小姐唯一有空档的那个晚上,马家辉要去主持龙应台的讲座。龙应台比舒淇还要有吸引力吗?不愧是文化人。

说起文化人,我总觉得马家辉的身份很尴尬。他在台湾大学本科毕业,在芝加哥大学的硕士论文拿了当年全校最佳硕士论文奖,后来到了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师事重量级左翼学者赖特(Erik Wright),和Joe Roberts,分明是块做学问的料子。可是他现在的职务却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助理主任,干的是学术行政。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该如何介绍他才好,叫他「马教授」当然不对,称他「马博士」又好像难尽其身份,于是用上一个很含混又很包容的衔头:「文化人」。

不少文化人一见「文化人」三字就摇头摆手,敬谢不敏。但是马家辉却觉得这种称呼很合身:「『教授』是种工作,我的工作不是教授;『博士』则是人人努力就能得到的一种资历罢了;而『文化人』却是一种荣誉,是自己修养化育(Cultivate)的成果,没有人可以拿得走」。「如果可能的话,我甚至想拿掉那个『化』字,干脆就做个文人」。肯坦然承认自己是文化人的,已是凤毛麟角;而「文人」,更是一种久违的说法了。

为什么当今很多被指认为文化人的都害怕这个称呼呢?那是因为无论是文人还是文化人,都隐含了一种对于文化品味的要求,他对文字有要求,对艺术和各种文化的修养要坚持一套标准。而文化修养和审美标准在今天都是脏字,代表精英,不亲民,甚至政治不正确。如今的文化人,最好就像我们当日那样,看完《古惑仔》不算,还要找机会扮演戏里头给刀劈死的角色,这才叫打破雅俗界限。

然而到底是文人,马家辉就算写时事评论,也有一股文人气,不只喜好引诗词典故,而且格外重修辞技巧,最近他甚至用拟人法从钟楼的角度去谈天星码头的保育问题。难怪没人说他是「时事评论员」。

「我也做不成学者,正所谓『量才适性』,以才而论,我不可能是第一流的社会学家;以性格来说,我也玩不了那种学术游戏,做一点survey(调查)就说是research(研究)」。那么文人和知识分子有什么分别呢?「文人也有文人的角色和责任。但是在我的心目中,知识分子应该更进取更有耐性,愿意在很多事情上耗下去,比如说那些开不完的活动会议,搞不完的社会行动。我没有这份耐心,总想回到书房多干点自己最有兴趣的事,何况我也不小了」。

说起来,不熟悉马家辉的人大概会以为这个很想上电影的文人,应该是那种交游广阔饭局不断的典型专栏作家。这正是他的另一重尴尬,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人,正正相反,他其实很内向,多数时候宁愿躲在家里看书,出门多数是为了看戏。可是工作需要,人在江湖,他又的确要认识很多人,也确实认识了不少。所以我老是在他身上感到一重更深的尴尬,明明是个不喜交际的人,却要在不同的场合里穿梭,就像扮演一个极端的角色。或许只有看他写电影的文字,才能看到他逃了出来,任情纵性地沉溺。

文人的养成是困难的,如果家学渊源,自小在琴棋书画中成长,那当然好;可是若像马家辉这般,少年时代流连湾仔街头,一家几口挤在狭小的斗室里,又该如何自我化育呢?「我看电影,看很多的电影。当年看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徐克拿了最佳导演,我立誓要做第二个徐克」。

结果他没做成。但是感谢现代科技,这个早在一九九八年就用Html语言编写网上报纸的Cyber文人,如今可以尽兴地驱使计算机。他把现代虚拟图像文化看作化育自己和展现趣味的场域,犹如古代文人的书画。「我想自己有幸生为享受文字文明的最后一代,但又不至于老得进入不了多元和便利的Cyber Culture」。我想,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抽烟的那张照片,大概有机会登上他那图文并茂的博客。

【来源:苹果日报-文化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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