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集体记忆的幌子

就在保卫天星码头示威者何来正式被警方起诉的同一天,政府召开记者会宣布在山顶又「发现」了一座新古迹。如此一来,何来这批「天星勇士」的消息在今天报纸上所占的位置就会被淡不少,大家的视线难免给部分移转到那些日益增加的出土古迹之上了。好玩的是,山顶这座所谓的「新古迹」其实早在多年前就已被民间人士鉴别出来,所以政府这趟「发现之旅」只不过是后知后觉的「再发现」罢了。

这个小动作是整个天星码头保卫战中政府反应的缩影,其要旨就是转移视线。首先,政府不出所料地推出了文物建筑保护咨询文件,把民间强调的「集体记忆」挪借过来,显示政府和市民流的都是香港血,保有一份共同的记忆。其次,政府公布了一份历史建筑名单,里头496座房子光是逐座查访,就够传媒忙上好一阵子了。最后,政府又重组古物古迹咨询架构,委任了近年渐受重视的青年才俊如「Roundtable」的沈旭辉与「三十会」的李律仁,好让大家感到政府致力跟上新时代新议题的诚意。

平心而论,这「文化三招」不只很合逻辑,而且打得十分漂亮。一方面,它成功地令部分人忘记天星钟楼拆卸事件里政府的凶悍姿态,转而争论古迹保存的技术问题(例如业主权益与文物价值的矛盾该如何协调)。另一方面,它不脱传统吸纳政治的本色,试图分解反对者的声音,使得因天星码头事件而起的争论成为政府可以在现有政治游戏规划里加以处理的课题。

对政府而言,天星码头保卫战一役里的对手表面看来是一撮激进的行动者,其背后则是一大群高举文化旗帜的新一代。这一代人质疑甚至反对发展盖过一切,和商业效益为主的「中环价值」(龙应台语)。他们不只勇于行动,而且陆续进占不同的媒体岗位,对当权的上一代人构成了挑战。更可怕的是黎广德和陈清侨等公民党员和这一代人本来就有意识形态上的亲缘关系,拥有相近的知识与愿景。如今选战在即,一不小心让他们自动过户到反对派阵营,使梁家杰成了新生代新价值的代言人,那就大事不妙了。

所以政府要把整套「集体记忆」的说法挪为己用,不让对手独占专美。它更要吸纳李律仁和沈旭辉等人,就算他们不是天星保卫战的面人物,至少也可起到分解甚至分化所谓新一代年轻势力的效果,尤其不能把他们送给敌对阵营。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还要说政府是在转移焦点呢?理由很简单,保卫天星码头和钟楼从来就不只是为了「集体记忆」而已,它牵涉的还是全盘城市规划的问题。诚如陈景辉兄所言,从那批「天星勇士」的构成来看,里面有相当多的人一向关注湾仔和深水埗的旧区重建过程。对他们而言,所谓集体记忆绝不单单系于个别建筑物,更是各区街坊和全体市民的生活主张与小区网络。再明确地讲,他们要的不是古物的存留,而是整个小区的持续发展。

以备受关注的湾仔「蓝屋」为例,假如政府留下那幢房子,却驱走了原来在该处起居生活的住民,你以为这批新一代就能够接受吗?建筑物只是集体记忆论述的其中一个环节,其根本还在于小区的营造和整体空间规划的价值转换。如果政府把问题单纯放在现有的古物古迹保存机制里衡量,那么像太原街这类不列表的传统街市又该如何对待呢?难道它们就不是香港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吗?难道政府可以赶走整条街上的所有摊贩,再将它改造为一条商场街吗?

回到天星码头的争论,它让我们思考的也不只是一座钟楼有没有保留的价值,还有填海等城市空间拓展手段是否合理,政府咨询决策过程够不够细致、公开和民主等多种问题。而这一切都不是一个民政事务局就对付得了的,更不是那「文化三招」可以完全解决的。

至于被委任进局的沈旭辉和李律仁,我认为反对派不该用太过阴谋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反而应该把他们看成一个政府自己打开的缺口,透过他们注入崭新的政策思考角度。而这几位新面孔也应该自尊自重,一方面主动面向公众收集意见,另一方面则把握机会促进变革。面对政府的吸纳,你可以变成一块松软的海绵蛋糕,也可以是一块难以消化的滚石。选择永远存在。

【来源:明报-笔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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