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什么是烟民的罪责?(禁烟运动的本质·二之一)

上个世纪的70年代,台湾的「白色恐怖」虽然高潮早退,但当时年幼的我还能感到其流风的威力。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你在公共图书馆里几乎找不到任何谈论马克思的中文书籍,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批判马列主义的教条式著作。那个年代的气氛是这样的,如果你写了点同情共产主义的东西,你一定会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自由中国」的大敌;基本上用不着政府出手,整个社会的敌视气氛就够你受的了。这,就是恐怖。

在香港的室内禁烟条例生效之后,不知是幸或不幸,我被媒体封作了「反禁烟运动发言人」。我的确写过一些关于烟草历史和文化的东西,并且还以一个烟民的身分表白了「怀旧」的情绪。但是除了一次比较详细的访问之外,其实我从未在报端发表过任何直接讨论这项条例的文章,我甚至根本不反对这条法例。饶是如此,我还是收到了许多投诉,觉得我那些谈电影中吸烟镜头之类的东西「麻木不仁」、「教坏下一代」。可见香港的禁烟运动相当深入民心,令我想起台湾白色恐怖的年代。

为什么身为烟民,我也不反对室内禁烟条例呢?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研究证明烟草不只对吸食者有害,而且还会破坏二手烟民的身体健康。也就是说,烟民吸烟的自由已经伤害到了非烟民维护自身安全的权利了。饮食娱乐界曾经有人抗辩,认为酒吧和夜总会这类场所不只顾客吸烟,连服务人员都是烟民,为什么就不能开一些烟民服侍烟民的吸烟专门店呢?这个说法看似有理,其实细究之下就能发现是行不通的。因为这种场合根本不能保证招聘回来的员工都是烟民,假如雇主只聘请吸烟的员工,那岂不是歧视不吸烟的应聘者吗?

因此在我看来,这项使得我等烟民苦不堪言的条例是没有太大问题的。真正值得大家深思的,是禁烟运动的宣传手法和政府当局的用心,以及在整场运动之中缺席了的细密讨论。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人的喜好和生活方式极其多样,其中有一些甚至会损及自身健康。但若在获悉有关信息之后,有人依然不放弃这些爱好和生活方式的话,那就是他的自由选择了,他要负担这种选择带来的后果。吸烟就是这么一种不利健康的嗜好,烟民当然应该承担这种嗜好带来的结果。

有一种说法认为烟民无法完全承担自身的责任,因为吸烟引致的疾病会耗损公共医疗体系的开支,等于让全体纳税人共同负责烟民选择带来的后果。然而现代医学早有研究,指出一大部分的疾病其实都是源自个人生活方式的问题,比方说压力过大、睡眠不足、饮食失调和缺乏运动,为什么我们不强制改变大家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限吃高脂肪食品,或者赶紧立法去改善这些问题呢?例如立刻实施全面的5天工作制和最高工时立法,好让全民都有休养生息减低工作压力的机会呢?由此可见,一来根本没有任何一个现代人能够在公共医疗体系之中为其个人生活方式完全负责;二来吸烟只不过是一种比较容易对付的课题罢了。我们也不能忽略烟民已经付出了巨额的烟草税,大家是否应该计算一下这笔税额是否足以抵消他们导致的医疗开支?如果不够,又是否可以再调高税额?这都是应该出现但终于缺席的原则性讨论,不经过这些讨论,就从公共开支的角度禁烟是说不通的。

其实自从烟草传入欧洲以来,禁烟运动就从来没在历史上消失过,其理由有时候是宗教的(例如早期的教廷曾经认为吸烟是种和魔鬼沟通的方法),有时候是道德的(例如希特勒坚信吸烟会败坏雅利安人的精神健全),更有经济的(例如英美的一些政治家觉得身体不佳的烟民会害及工作和生产的效率)。直到发现了二手烟的问题,禁烟运动才有了关键性的转折,声势日益浩大,使得烟草在人类控制致瘾性精神药物的历史上头一回超过酒精,成为全民公敌。

有趣的是,正如吴志森兄在本报专栏所说的,许多大型烟草公司明明知道烟草的害处,仍恬不知耻地狡辞虚饰,搞出各种各样的反制公关宣传。终于到了1999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才公开承认烟草有害于身体健康,结果反而使得禁烟运动得到了全新的动力,那就是一批曾经在60年代激进过的中年优皮了。哲学家齐杰克(Slavoj Zizek)曾经调侃地评论,说反对烟草成了这些人怀旧式的良心救赎,因为他们都曾反对过资本主义建制反对过大资本家,好不容易在自己早已成了资本主义的既得利益者之后,居然又找到了可以对抗无良大企业的机会。所以禁烟运动在美国奇诡地吸纳了一批左派势力。那么我们又应该怎样理性地看待二手烟和它引致的一系列公共政策的原则性问题呢?且待下回分解。

【来源:明报-笔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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